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

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

作者：陆芸

来源：《丝绸之路》2013年第02期

[摘要]“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是舶来品，它最早由外国学者开始使用，我国老一辈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采用的是“中西交通史”、“南洋交通史”、“海交史”等称呼。20世纪80年代，国内有学者开始使用“海上丝绸之路”，但此词的普及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项目》后。本文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北海、广州、漳州、泉州、福州、扬州、宁波、蓬莱八个城市为中心，对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作了梳理。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中外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2-0013-04

“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是舶来品，191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首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他在其所著的《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陆、海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正式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1974年，学者饶宗颐在《蜀布与Cinapatta ——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一文的《附论：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部分，专门讨论了以广州为转口中心的海道丝路。80年代以后，北京大学陈炎教授在季羡林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研究“丝绸之路”，陈炎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结合起来，先后出版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19年）、《海上絲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1996年）两部专著，“海上丝绸之路”才逐渐在中国学者中使用。我国老一辈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如冯承钧、岑仲勉、向达、张星烺、方毫、韩振华、朱杰勤等人，采用的是“中西交通史”、“南洋交通史”、“海交史”等称呼。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海上贸易的商品并不仅限于丝绸，陶瓷、香料、茶叶等也是大宗贸易商品，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被有些学者称为“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海上茶叶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称呼中脱颖而出，越来越普遍，为众人所皆知，笔者认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项目》有着密切的关系。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旨在推动东西方全方位的对话和交流，维护世界和平。其命名当时曾引起过讨论和争论，有些国家的学者提出，丝绸之路贸易不仅有丝绸，而且有大量的香料和瓷器，所以应该称为“瓷器之路”或“香料之路”。但更多国家的学者认为，古代东西方国家经此路往来的不仅有商品贸易，还有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假若将十年规划定名为“瓷器之路”或“香料之路”，则了项目自身的含义。经过讨论和争论，最后一致认为，“丝绸之路”是以中国的丝绸贸易为开始的，影响颇大，而且能够涵盖东西方国家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丰富内涵，所以最后采用了1987～1997年《“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项目》名称（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Roads of

Dialogue）。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个项目下，曾组织了丝绸之路沙漠路考察（1990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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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丝绸之路考察（1990年）、草原丝绸之路考察（1991年）。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由30多个国家的50多位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组成了考察队，乘坐由阿曼、苏丹提供的“和平方舟”号考察船，于1990年10月23日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出发，经过希腊、土耳其、埃及、阿曼，穿越了欧、亚、非三大洲。第二阶段：1990年11月25日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出发，经过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三国。第三阶段：1990年12月24日从印度马德拉斯东行，历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三国。第四阶段：1991年1月23日从泰国曼谷出发，驶往中国广州和泉州、韩国釜山、日本博多和大阪。在考察活动中，考察队员曾在沿途的博物馆和考古遗址中，发现了许多中国瓷器和货币，也召开过十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考察队在1991年2月9日到达广州，停留三天，与广东学者在东方宾馆举行了“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座谈会，后来出版了《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和《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考察队经过泉州时，于1991年2月17～20日在华侨大学召开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了考察队里的各国专家、学者，会议组织者还直接邀请了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国的学者，共有27个国家的100名代表与会，提交了50篇论文。论文收集在《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1991年）和《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续集（1994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国内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1991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陈高华、吴泰、郭松义编写的《海上丝绸之路》一书；我国沿海的一些城市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例如1991年福建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这些行为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港口史、海洋史与区域史、经济史、宗教史、文化史结合，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呈现全方位的发展势头。 2000年以后，一些港口城市提出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起先是单独申报，后来联合申报，截止目前，北海、广州、漳州、泉州、福州、扬州、宁波、蓬莱八个城市决定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联手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下文以各个城市为中心，将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和文章作一简单梳理。

广州是中国历史上长盛不衰的大港。早在秦代，广州就是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外来奇珍异宝的集散地。唐代，广州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外商云集，贾耽（730～805）描述的“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述了从广州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到达波斯湾的航线、航程。南宋时期，广州虽然被泉州超过，但仍是中国重要的港口。明清两代，由于实行海禁，中国官方的海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其间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广州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无城市可媲美。

广州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城市，其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广州，还涉及到徐闻、合浦、北海等地。

2001年，广东省参事室（文史研究馆）、湛江市和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联合举办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学者们认为徐闻、合浦、北海、广州、泉州、扬州、宁波等港口在不同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史上占有各自重要的地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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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港口深刻而且有力地证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海洋文化大国。此次研讨会提交的一些论文从宗教、民俗、语言及建筑艺术方面探讨了外来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关系。会后正式出版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论文集（2002年）。

2002年1月，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港学术研讨会在广州沙面举行，会议就广州、徐闻谁是始发港，海上丝路如何断代，广州如何打响海上丝路品牌等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研讨会上还公布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十三行资料以及广东省档案馆珍藏的粤海关的历史档案。

2006年6月，广州召开了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发祥地研讨会，意在挖掘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国际名片，以期提升广州的国际知名度。此次研讨会与瑞典哥德堡号再生船访问广州有关。瑞典哥德堡号大商船原是一艘建造于1738年的木质远洋大帆船，它在1745年9月12日抵达家乡海港时触礁沉没，当时它满载着来自中国的货物。哥德堡号再生船将沿着哥德堡号大商船的航行足迹，重访广州。

泉州在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对外交通的港口，唐代是我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反映了当时泉州有众多的外国商人、使者。在宋元时期，泉州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著名的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都赞誉过泉州。明洪武七年（1374）九月，罢泉州市舶司，标志着泉州失去了世界大港的地位。明清时期，由于实行海禁，导致了泉州港的衰落。此外，泉州的海外移民众多，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泉州与隔海相望，与关系十分密切，是许多台胞的祖籍地。

1994年2月，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三周年，泉州举办了海上丝绸之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项目》协调员迪安亲自与会，有来自17个国家的近40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涉及中国文化和中国穆斯林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友好往来、海上丝绸之路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等，1997年，正式出版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1——海上丝绸之路与文化》论文集，收录了会议大部分文章。

1997年12月，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项目》十年活动结束，泉州举办了中国与东南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泉州第三次主办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合作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中国移民、宗教对东南亚的影响，以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展开，部分论文收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2——中国与东南亚》论文集。

2002年9月，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举办了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们就泉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及作用、港口建设、航海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作了精彩的发言，会后部分论文编辑出版了《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2》。此次会议前就出版了《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1》，《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1》从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文章中精选了51篇汇辑而成。2005年，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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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又出版了《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3》，此书专门探讨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贡献、郑和的宗教信仰、郑和下西洋与宗教传播的关系等。

2002年10月，泉州举办了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互动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学术讨论会，许多学者从中外文化互動的角度，对泉州的文化、教文化、民间信仰进行了梳理，认为泉州在中外文化互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泉州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说明了古代泉州是一个对外开放、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泉州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收集了这次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和其他相关学术论文。

2008年11月，由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福建海峡文化研究会、泉州市举办的海上交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举行。从唐代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航线的考释，到穆斯林的海洋贸易与中国古代的航海文化；从宋代广州港的文化地理，到中国东南西北文化比较研究。文章内容多样，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海上交通与文化进行了诠释。

宁波地处浙东平原东海之滨，早在7000年前，这里的先民就已活跃在海上，创造了河姆渡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句章（宁波）是著名的军港，唐代明州（宁波）是中国与日本交往的港口之一，日本遣唐使曾从这里登陆。北宋时，广州、杭州、明州（宁波）设有市舶司，是官方指定的对外开放的港口。元代庆元（宁波）也是我国“三司”之一。明代嘉靖以前，宁波是中、日朝贡贸易的唯一指定口岸。清代实行闭关锁国后，宁波的对外贸易衰落了。 2001年8月，宁波召开了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从宁波港的历史，宁波与日本、高丽的关系，宁波与中国其他港口的比较方面做了探讨。

2005年12月，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浙江日本文化研究所、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召开了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港澳台地区和日本的6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宁波港口贸易、多元文化、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大会通过了《宁波倡议》，为相关港口城市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学术声援。会后出版了《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2006年）。

2011年12月，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学术论坛在宁波市举行，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近40位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对海洋文化及海上丝绸之路理论问题，进入21世纪，海洋问题等进行了探讨。此外，在此次会议上，北海、广州、泉州、漳州、宁波、扬州、蓬莱七城市领导作了主题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申遗与城市科学发展》的演讲，签署了《新机遇、新挑战、新跨越——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七城市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行动纲领》。

蓬莱是古登州所在地，它位于山东半岛的最北端，濒临渤海、黄海，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隋唐时期，登州是中国与朝鲜、日本友好往来的主要港口，11批次的遣隋使、遣唐使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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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登陆；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等国经过登州中转的朝贡使团有79批。宋代，登州逐渐成为海防要地，刀鱼水寨的修建就是证明。明代为了防倭寇，在登州修建了蓬莱水城。宋、元、明、清四朝，登州一直是高丽、朝鲜使节出入中国的口岸。

2008年11月，蓬莱召开了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韩国、日本、中国的学者就登州（蓬莱）与海上丝绸之路、山东半岛与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登州在中韩、中日漫长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展开了讨论，会后出版了《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里收录的论文反映了登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以及登州在中韩、中日关系方面的作用，这填补和加强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与薄弱环节。

此外，中国其他地方召开的学术会议也涉及到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例如，2001年10月，云南昆明召开了西南、西北和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2011年4月，海南海口市召开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除了学术会议及会议论文集，一些学者主编、出版的书籍有不少也涉及到海上丝绸之路，据不完全统计，1986～2009年有18本，按出版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朱江著：《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扬州》，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 庄为玑等编著：《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海洋出版社19年版。 夏应元著：《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 东洋篇》，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陈瑞德等著：《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 西洋篇》，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等编写：《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张建国编写：《海上丝绸之路：东洋篇》，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苏冰编写：《海上丝绸之路：西洋篇》，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杜经国、吴奎信主编：《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黄鹤、秦柯编：《交融与辉映：中国学者论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徐肖南等编译：《东方的发现——外国学者谈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陳永正编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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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生、曲鸿亮、王连茂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3——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刘凤鸣著：《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顾涧清等著：《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戴之昂著：《海上丝绸之路历险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吴伟峰、谢日万、范国君主编：《海上丝绸之路遗珍——越南出水陶瓷》，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上述各种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会议和书籍，充分显示了专家、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情，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贸易通道，还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一条移民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把世界文明古国，如中国、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印度连接起来，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互相影响、传播，给许多国家、地区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给我们带来更深层次的思考，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开放交往之路，是经济发展之路。在清朝闭关自守的下，中国逐渐失去了制海权，进而失去了，最终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今天，海洋权益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1994年11月16日开始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制海权的重要性，中国在东海、南海面临的海洋争端日益升级，为此，加强中国领海权的研究及其历史文化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而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是有关联的。 回顾这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笔者认为在以下几点取得了共识：

一方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是借用已被普遍认同的，连接东西方的海上通道的名义作为研究题目，它涉及人类通过海洋进行的种种活动，包括航海交通、经济贸易、国家关系、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移民等方面，其领域十分广泛，内涵极为丰富，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

另一方面，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中国人、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在经营海上交通和东西方贸易上都产生过重要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围绕它产生的贸易曾经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各国人们的物质生活，人们互通有无，加强了彼此间的沟通和了解。相互间频繁的科技交流、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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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挖掘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价值，能向大众展示人类创造文明、共同发展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人类共同的结晶，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重新关注它、重视它，希望它为东西方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对话和开放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海上丝绸之路是这种对话和开放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