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孙　江

(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国际文化系,日本静冈县浜松市43028533)

　　由我和几位同行轮流主编的《新社会史》已经出版了两辑,第三辑不久亦将问世。第二辑《身体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收录了日・心性・权力》

有别,它反对历史如文学(fiction)的看法,认为“历史是客观性的、知识性的存在”,由分析和批判

(P.Nora语),质性的话语所构成的“过去的表象”疑历史为什么是“history”,而不是“herstory”?

(history)由以生成的话既要寻寻觅觅“他的故事”语机制,又试图解构制度化的历史,觅觅寻寻“她

(herstory)。的故事”

过去不在,但却是实在的。过去的实在性在人们的共同认可和创作下获得了“客观性”。高尔

曼(J.L.Gorman)认为,所谓客观性是与“能否合理地为人所接受”相关联的,而合理性是“历史学家普遍认可、并且实际起作用的东西,它源于历史学这一共同体的目的”。在新社会史的研究者看来,近代主义的历史叙述将历史学这一共同体的目的单一化了,由此形成的近代主导叙述(masternarrative)掩没了复数的、小写的历史,而寻觅和

本学者岸本美绪的论文,岸本从明清时代更替提到不安时代赋予历史学之不安问题,这使我想起

了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齐克廓尔(S󰂪renKierkeg2aard)在《不安的概念》一书里的一句话“:最危险

的不安乃是对于没有不安而不感到不安。”齐克廓尔认为,亚当偷食禁果的原罪赋予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安,不安规定了人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之于过去也是如此,过去之“不在”与过去

(reality)二者之间的紧张,使历史学之“实在性”

始终处在不安状态。如果说这种规定了历史学本质的不安犹如齐克廓尔所说的“客观性不安”的话,那么,各种叙述差异则使历史学深陷于他所说的另一种“主观性不安”之中。历史学虽然处在不安状态,但是历史学真正自觉自身的“不安”乃是(linguisticturn)的冲在其经历了“语言学转变”击之后。“语言学的转变”告诉历史学“客观性”,不是历史学必不可少的前提,事实与事实/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线的因果关系。在此意义上,新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可以说是应对语言学的挑战而带来的不安的产物。

20世纪的历史学存在两个主要叙述范式:结

叙述后者是新社会史赋予自身的第一个目标。如果按照新社会史自我规定的这一目标来观照“近代史”,必然会追问被限定在一定时空和话语中的“近代史”的时间性是怎样被建构的?空间是如何被限定的?这些时空概念又是怎样被知识化和社会化而最后成为一般常识的?之所以如此追问,问题不止在于“近代”这一话语装置犹如筛子过滤了“非近代”的要素,更主要地是由此建构的“近代

史”隐含了叙述的差异性(difference)。我所说的差异性不仅出自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因素,还和朴素的实证主义史学密切相关。后者认为意识是对过去的摹写,只要穷尽史料即可揭示历史真相。然而,正如斯科特(J.Scott)关于性别史的研究所揭示的,在研究历史上的女性问题时,资料的挖掘不一定带来对历史的认识深入,相反,会使女性在“历史上”愈发位于边缘状态。

那么,如何寻觅和叙述复数的、小写的历史呢?回顾社会史研究的缘起,有两个为人熟知的老生常谈,分别代表了社会史研究的不同取向。一个是屈维廉(G.M.Trevelyan)关于社会史声名不佳的定义,一个是至今为人称道的年鉴史学创始人的言说。屈维廉在《英国社会史》里认为,社会史是排除了政治的人民的历史。吕西安・费弗

构主义历史学和后结构主义历史学。结构主义历史学与把历史看作不断演化进步的“历时性”过程相对应,关注历史的共时性特征,强调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极力淡化绝对的近代历史观念,注重时代与地域文化的固有特征。因此,裔出结构主义史学的新社会史对于由法国“年鉴学派”前辈开启的“新史学”的传统情有独钟。另一方面,在历经“语

言学的转变”之后,新社会史直面利奥塔(J.F.Lyotard)在《后现代的条件》所宣称的“中心之死”(deathofcenters),业已与后结构主义历史学结

盟。后结构主义历史学接受“语言学转变”的影响,怀疑语言能否反映实体,质疑由语言构成的文本的真实性,进而对于构成近代社会的许多要素展开批判。应当指出的是,即便与后结构主义历史学结盟,新社会史和新历史主义形同实异,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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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L.Febvre)在《为历史而战》中曾经说过,他和马克・布洛赫(M.Block)之所以选择所指宽泛、意思暧昧的“社会”一词,是要“让过去的人群浮出地表,在可能的社会框架下,按照时序研究其多种多样的活动和创造”。这是结构的整体史学出现的前兆。其实,如果屈维廉不是把社会史圈定在如此狭窄的范围,从与主导叙述=政治和经济的叙述对抗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的观点还是颇有其意义的。相反,整体史学的拥护者如果不对历史叙述的差异性保持自觉,所谓整体史要么是实证主义史学的痴迷,要么就是另一种隐蔽的政治叙述。

在涉及历史叙述的问题上,新社会史的研究者不会作茧自缚,排斥任何叙述的可能性。在讨论该问题时,每一种回答都只能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在我看来,作为非西方的日本历史学的经验可以引为参考,来检验中国社会史的进展。日本法国社会史学者二宫宏之在《战后历史学与社会史》一文中总结上个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日

本社会史研究时指出,通过对近代知识的再审视,

日本社会史研究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从普遍性转向地方性知识;从抽象的概念世界转向日常生活的世界;对欧洲模式的相对化。对照上述三点可以看到,第三点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早已不存在异议。“相对化”的提法比较中肯,它不是拒斥欧美模式,而是要关心欧美模式之所以会是欧美模式而不是中国模式的历史的和学术的语境。至于二宫提出日本社会史的第一点和第二点转变,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同样也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实践。与日本不同的是,新社会史还关心近代知识建构的问题,如果说对复数的、小写的历史的关注乃是沿着“传统”的社会史的路径展开的追索的话,对近代的质疑乃是要追问“普遍性”和“抽象的概念”是如何被建构的问题。这是新社会史自我规定的另一个目标。

收稿日期　2006201213作者孙江,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副教授。

台湾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变迁黄克武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近代史研究所,台北)

　　近年来,台湾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发生了典范性的转变,这个转变可以概括为从“现代化”典范的兴衰到“现代性”典范的建立。本文尝试根据个人的观察,尤其关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方向的转变,来描写此一过程。在汉语语汇中,“现代”一语源于日文的汉字语词gendai,系翻译

(modernization)与自英文的modern;“现代化”

(modernity)中的“现代性”“化”与“性”,则和中文

中所有以“化”与“性”为语尾的词汇一样,也是从日文中引进,前者意指一个变化的过程,后者则指某件东西的本质、特色、特性。(LydiaH.Liu,

Translingual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Culture,andTranslatedModernity—China,1900～1937(Berke2

有不同解释的方式,其关键在于对现代特质之认

定。例如我们可以说个人的现代性(如主体反觉)或组织的现代性(如理性的、有效的组织方式);可以分不同的阶级来讨论,如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无产阶级的现代性;也可以分阶段来谈,如UlrichBeck有FirstModernity(第一现代性)、SecondModernity(第二现代性)。Beck的讨论涉及历史记忆与现代性之关连,他认为第一现代性是英雄的、主动者的论述,同时在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充满误解与相互的不满;而第二现代性则是基于双方相互认可他者(theOther)历史之间的妥协。

(UlrichBeck,“TheCosmopolitanPerspective:TheSoci2ologyoftheSecondAgeofModernity”,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51:1〈2000〉,pp.79～105)本文不拟讨论

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pp.348～349)

现代性一语或普遍地指生存于现代情境之中的特质,或特定地指“近代西方文明的特性”。(黄瑞祺:

《现代与后现代》,台北:巨流2000年版,第17页)现代化则是指朝向此一特质的变化过程。

现代性或现代化等概念之内涵非常复杂,也现代性或现代化等概念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仅尝试从中国近代历史、历史意识与台湾史学研究的脉络,来讨论“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意识的出现,及其在当代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所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