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蚕茧

安部公房是日本战后文学的代表作家。在他诸多的作品中，安部公房大胆地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以象征、寓意、超现实等独特的创作风格及貌似荒诞的表现手法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异化现象，表现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存在的不合理性，以及战后日本社会的扭曲及畸形，以启发人类更加深入地去思考，引导人类进一步去探索人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安部公房的短篇小说《红色的蚕茧》发表于1950年的《人间》杂志，于次年获得第二届日本战后文学奖，以此为契机，安部的作品逐渐得到文坛的认可和关注，可以说是安部公房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以独特的构思，通过“人类变成蚕茧”这样超现实的“变形”的表现手法，来寓意战后日本社会的异化、人存在的不合理等社会现象，揭示出都市背景下个体的无力感和孤独的境遇。显然，这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寓言，但是寓言的前提为作品创造了广阔的叙述空间。在小说中，安部利用寓言的想象空间，驰骋于梦境与现实之间，描述了每个现代人都有可能面临的存在困境。小说通过主人公“我”，影射了战后的日本人对未来前途的迷茫、悲观绝望的普遍心理特征，表现了作者内心的孤独、忧虑和无助。 (一)无“家”可归的“我”

《红色的蚕茧》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天色将暮。人们急匆匆地赶着回家，而我却无家可归。”劳累工作了一天的人们，要回到自己的住所放松、休息，准备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主人“我”却找不到自己的房子，无家可归。小说一开始就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的矛盾。可是这样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们自始至终不清楚他是谁。除了他是男性之外，我们不知道他相貌如何，年纪多大，是东京人还是大阪人……。作者有意识地 模糊了他的个体特征，而使他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抽象而又普遍的存在。

“我在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缝隙中继续慢慢走着。‘街中房屋林立，如此之多，可却没有一间属聆我。这究竟是为什么⋯⋯”’很显然，“我”的疑问也是读者们的疑问，如此理所当然应该存在的“家”，为何会找不到?此时，“我”进一步思考，“说不定是我弄错了什么。可能不是没有我的房屋，而只不过是我把它忘却了。”于是，“我”开始了“寻家”的旅程。可是，“寻家”的过程意外地艰难，“我”四处碰壁，不是女人的变幻的脸面，就是街上手持棍棒的他。并且最终还是未能找到自己的归宿。总结来看。主人公“我”的遭遇如下：无家可归(不应该没有家，也许只是把家忘却了)---寻家未果---无家可归那么，小说中这个无论如何也无法寻找到的“家”，到底有何寓意呢?

小说《红色的蚕茧》中的“家”，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人的住所或房子，而是寓意着人们生活在战后社会中，所必要的自我的地位及归宿。20世纪中后期的日本，还没有完全走出战争的阴影，就急速地进入了高速发展的经济复苏状态。此时社会虽然相对稳定，但同时也是各种社会问题日益暴露的时期。这时，许多人对日本的未来感到的是惶恐、迷茫和不知所措。在急剧变迁和发展的社会中，他们看不到未来，找不到生活的方向，他们有的只是悲观和孤独。他们也试图努力地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处，可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失去了自我，成为精神的流浪者。《红色的蚕茧》中“我”的出现并非偶然，这是安部在对荒诞、不和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础上提炼出的形象。安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工人劳动者生活的了解，积累了深刻的社会认识。“我在房屋与房屋之间的狭窄缝隙中不住地缓步前行”，这形象地刻画了人在都市中常常体会到莫名的压迫感和无力感，而这正是在都市化背景下个体的存在不可避免的异化威胁。

《红色的蚕茧》中的“我”急迫地希望回归生活的中心：“重复着自问过几万遍的疑问：街上房屋鳞次栉比，为什么没有一栋是我的家？……”这是对荒诞现实的质问和对真实存在的渴望，他的焦虑和孤独感受代表了一种时代的思想病症。“我”是一个矛盾的个体，他认

识到了存在的困境，但是他却想，“也许我并不是没有家，只是忘记了而已。”这种自欺的态度最终阻碍了他对荒谬现实的超越。在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个谨小慎微、温良恭顺的小人物。他在要求生存权利时态度谦和；他对于法律和专制心怀敬畏。他将自己面临的荒谬现实看作了一种宿命：“这样说，漂泊的犹太人就是指我了？”所以最后等待他的是“变形”。 小说中选用人赖以栖身的基本需求“房屋”凸显出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和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在现代社会里，“房屋”成了人存在的证明。这是一个日益物质化的都市社会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异化。小说中个体的漂泊直至最后的消失证明了一个没有住所的人，在物化的都市中意味着丧失了所有的身份，甚至是人的身份。物质上的匮乏使人转瞬间变得无足轻重，被原先熟悉的世界抛离，失去了存在的权利。 (二)女人的“笑”脸

小说中先用写实的手法引出了“疏离感”这一主题。当主人公向象征着有产者的“女人”问询，希望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住所，获得自己存在的证明时，女人的表情经历了如下的变化。 Ⅰ从半开关掩的窗户里露出一张女人的似乎很亲切的笑脸 Ⅱ女人的脸顿时紧张起来

Ⅲ女人的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

Ⅳ女人的脸变成了一堵墙壁（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从“笑脸”到“墙壁”的变化彰显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我”在看到女人的脸变成一堵墙壁的时候，此时，“我才明白，原来这是女人笑脸的真是所在。是他人的，便不是我的”

这里的女人，应该可以说，象征着“我”身边的，而除“我”之外的“他人”。女人的“笑”脸的变化，正影射出了，战后日本社会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表面上的和善、友好，可实际上人人都带着虚伪的假面。脱掉假面，那面孔就如墙壁一般冰冷，而且将会死死地封住心灵的窗户。换句话说，温和、友善的人际关系背后，隐藏的是厚厚的、看不见的隔阂。这样冷漠的人际关系，的确让人感到无比悲哀，但是与此同时，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的所有人们，却又别无他法，只有同样关闭心灵之窗，带上虚假的面具与他人交往。这或许也可以说是现代人保护自我的一种消极方法。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也许自己也会像主人公“我”一样，失去自我，成为精神的流浪者，甚至无家可归。 （三)手持棍棒的“他”

当我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家”都是他人的时候，我便放弃“寻家”的念头，而转寄希望于公园的长椅了。可是。事情还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手持棍棒的“他”出现在我的面前，并将我驱赶出了公园。理由是“这是大家的地方，不是任何人的地方。”

“我”所期望栖身的公园，寓意战后社会上各种名义上服务于民众的设施、制度等等。表面上，这些都是为了民众们而建设和实施的，可实际上，人们却无法从中得到保障，反而更加不安和惶恐。而手持棍棒的“他”便是这些设施以及制度等的维护者。他们看似是在庄严地维护着社会的秩序，但实际却使人与人之间更加冰冷，更加缺少信任。而那些所谓的设施、制度，其实也只是形同虚设，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对无家可归者严加逼迫，这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社会的制度化冷漠，即人与社会的疏离。 (四)红色的蚕茧

“寻家”未果，失去了所有落脚之处的“我”，仍然在继续走着。而接下来，“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最后，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只剩下一个空空的蚕茧”。“啊，这下子我终于可以休息了。夕阳染红了蚕茧。这毫无疑问就是我的房屋，不会受到任何人干涉的房屋。但是，房子虽有了，可是却没有了能够归家的‘我”’。就这样。“我彻底消失了”，变成了空壳，彻底失去了自我。

安部公房用这样独特、另类的表现手法，将一个异化的、扭曲的社会，生动形象地展示

在了读者的面前。“红色的蚕茧”象征着各种各样无形且不合理的社会规则和制度。它们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与个性，使人们无法展现自我的价值，最后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内涵，变成虚无的空壳。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蚕茧中的时间。“时间在蚕茧内停止了它行走的脚步。外面虽已黑暗一片，但蚕茧中却总是黄昏。从里面照射出的晚霞，染红了它，使它放着光。”如果“红色的蚕茧”象征着各种不合理的社会规则，那么蚕茧中停滞不前的时间，便可以说象征着这种社会规则的未来。它停滞在封闭的蚕茧当中，再无发展。而且时间静止在黄昏时分，即使它再垂死挣扎，也只会迎来黑暗的夜晚，最后走向终结。安部公房借“红色的蚕茧”中的时间，来指引人们去思索，应该抛弃陈旧的、束缚人们心灵的社会规则，更应该去开拓新的未来，共同走出这孤独、冷漠的社会。 (五)发现蚕茧的他和孩子的玩具箱

变成蚕茧的我，放着红光，而“他在大车的道口与轨道间发现了已变成蚕茧的我。开始，他非常生气。不过，他转念一想，马上觉得拾到的是个稀罕物，便放人了衣袋里。我在他的口袋里翻滚了一阵，便落入了他儿子的玩具箱里。”此处，如果蚕茧象征着各种不合理的社会规则，那么，发现蚕茧的“他”，便寓意着可以改变现状的贤士们。他们不但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现实中不合理性的存在，而且果断地将其抛弃了。

变成蚕茧的“我”翻滚后落入了“孩子的玩具箱”。这“玩具箱”里的物品，没有任何价值，只由孩子任意玩弄，而大人则将其视为废物。“孩子的玩具箱”即是“蚕茧”的最终去向，同时，也暗示着这扭曲的社会制度与规则的去向，即最终会被人遗弃，走向灭亡。

从以上这些象征性事物各自的寓意中不难看出，作者安部公房，通过“人变成茧”，这样一种超现实的写作手法，生动地展现出了战后日本社会的现状和人们的生活以及精神状态。生活环境的恶劣和精神上的苦闷，使他们陷入极其无助的境地，他们感到社会已经抛弃了他们。《红色的蚕茧》中，无论是“蚕茧”还是“墙壁”等都象征着这样一个使人民感到无比痛苦和没有希望的不合理的社会。

但是，在小说的最后，安部公房还是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存在。发现已经变成蚕茧的“我”、并将我扔进“他孩子的玩具箱”的“他”，使我们的眼前一亮，也许他就是未来的创造者。这样的贤士的出现，就如同沙漠中的人发现了狭小的绿洲，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无疑是人们继续生存的一道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