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考古学初探

商周考古，中国考古学以王朝为区划标准的考古学阶段之一。这一阶段从商汤立国起，经西周、春秋、战国，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年代大约从公元前17世纪开始到前221年，前后共约1400余年。商周考古通常分为商、西周、东周3个时期，而东周又可分为春秋、战国两期。这一分期既照顾到中国历史的传统，又便于探讨各个时期的考古学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商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又逐渐推进到长江流域，当时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遗存则散布在其外围。就目前的发现而论除了少数几个边陲省区外，几乎各地都有商周时期的遗存。

商周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阶段。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比较完善的文字制度，结束了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进入了文明的历史时期。第二，这时期已属青铜时代，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化，并进而完成了由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转变。第三，城市兴起，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有关这些文化因素的渊源和发展，都需要在考古学上作出阐述和解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和研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工作，商周考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已经有可能建立起商周文化发展的完整序列，大量新的考古资料使文献不足的商周古史得到丰富和充实。但是，也还有不少问题至今未能解决或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仍有待于今后去探索。 简史

北宋以来的金石学 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而金石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商周青铜器从西汉起就时有发现，所谓“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但是，金石学作为一种研究古物的的学科，实始于北宋时期。北宋时，古代器物出土日多，至北宋末年，皇家和私人收藏的商周古器已达数千件。吕大临的《考古图》是最早的一部金石学著作，它记录了当时公私收藏的、包括安阳殷墟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并对铜器的器形、花纹、度量、时代、铭文等作了较有系统的考察。清代中叶以后，金石学有了很大的发展，钟鼎彝器之学蔚为大观，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商周考古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

商代甲骨的发现是商周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19年，由于偶然的机缘，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商代文字被发现，并被确认是商代后期王室占卜刻辞，引起了金石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极大注意。他们多方搜集商代甲骨并汇编成册，详加考释，这样，商周考古之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即甲骨学。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字的著作。罗振玉、王国维在甲骨学的研究上贡献尤多。对甲骨出土地点的查访和确定，又为以后发掘安阳小屯殷墟奠定了基础。

近古学兴起以后的商周考古 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近古学开始兴起，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迅速开展。商周考古方面的主要工作有：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1930年的燕下都遗址的发掘；1932～1933年浚县辛村卫国墓地的发掘；1934年发掘宝鸡斗鸡台墓地；1935年发掘汲县山彪镇的战国墓；1935～1937年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地的发掘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安阳殷墟的发掘。殷墟发掘由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持，从1928年到1937年，10年间连续发掘15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见彩图）在小屯村附近发掘了50余个夯土基址；在侯家庄西北冈发掘了10座大墓和上千座小墓；还发掘到包括2万5千多片甲骨刻辞在内的大量遗物。现在，我们对商殷时期的历史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主要得力于殷墟的发掘。

绘画方面，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画面为一男子，高冠长袍，手扶长剑，立于龙舟上，其上有华盖。长沙还出过一件帛画，画面为一细腰女子，左上方有一龙一凤，也出自战国墓中（见楚帛画）。这是现在保存的最早的两件绘画作品。关于这两幅帛画的性质，联系到马王堆汉墓的帛画，推测也应属铭旌之类。（见彩图）

其他地区的青铜文化

在远离商周王朝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区，还分布着一些地方性青铜文化，这些文化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应是不同民族或方国的遗存。研究这类文化遗存，对于探讨商周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间的相互关系，进而研究汉民族的形成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北方地区 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发现的相当于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主要有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团山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还有辽东地区的以青铜短剑为特征的文化遗存。其中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本区较早阶段的遗存，其他均是较晚阶段的遗存。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住址多有石块垒砌或夯土筑成的围墙或壕沟作为防御设施，房屋为圆形，有的为半地穴居址，有的用石块或土坯砌成墙璧。所出陶器以筒状深腹鬲、折腹尊等最具特征。墓地内墓葬排列整齐而密集。随葬陶器中有用红、白两色描绘各种图案花纹的彩绘陶器（见彩图），有的还随葬小件青铜器。少数规格较高的墓中随葬陶鬶和陶爵，器形与二里头文化中的同类器物完全一样，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两者的年代也大致相当。

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本区的相对年代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绝对年代约当西周晚期至战国以前。这种文化的陶器制作很粗疏，器形有鼎、鬲、甗、豆等。青铜器有斧、刀、锥、剑、矛等，墓葬中有器形独特的铜鼎和铜鬲，还有各种连珠形、鸟形等铜饰。在宁城南山根发现的一座大型墓，随葬品中有鼎、簠、等中原地区常见的礼器，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和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西团山文化分布在长春、吉林地区；而青铜短剑在辽河流域的许多地点都有发现。这两种文化遗存的资料大都出自墓葬，青铜短剑墓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往往有石椁或石棺，随葬品有青铜器、陶器、石器和骨器，还用家畜殉葬。曲刃青铜短剑是最富有特征的随葬品。事实上，这类墓有的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团山文化，有的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内蒙古及其毗邻地区还发现具有明显游牧民族特征的墓葬，这些墓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内殉有家畜的头骨或蹄骨，随葬品以青铜器为主，有直刃短剑、刀、鹤嘴镐、联珠形及各种动物形铜饰。此外，还有耳环、项圈、饰牌等金器，同时又有中原形式的铜戈等，这为探讨战国时期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面貌以及和中原文化的联系提供了资料。 在晋西和陕北沿黄河两岸的许多地点也曾发现过许多商代青铜器，它们大都是墓葬的随葬器物。这些青铜器中的礼器，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都和商代晚期的相同。但是，有的青铜器，象铃首剑、蛇首匕、三銎刀、銎式斧等，却富有特点，颇具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另外还出有各种金饰等。这种情况表明，这个地区的青铜文化，既接受了商代晚期文化的礼制方面的影响，又保持着某些北方草原文化的传统。

西北地区 商周时期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主要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卡窑文化。 辛店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和大夏河流域，即今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这种文化的特征是陶质较粗，掺有砂粒。典型陶器为高领袋足鬲，有的在两侧有一对环状耳。陶器中有部分彩陶，以黑彩或红彩为主，最常见的图案为双勾纹。青铜器有刀、矛、锥、凿等。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大体相当于西周早期。 寺洼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发现于洮河流域的被称为寺洼类型，发现于东部平凉地区的被称为安国类型，一般都认为安国类型是寺洼文化的晚期遗存。寺洼文化的陶胎中掺有大量粗砂和碎陶末，制作很粗糙，火候也较低，表面都无纹饰。器形有鬲、罐、豆、簋等，其中马鞍形口的双耳罐是最有代表性的器形。墓葬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有木质葬具，多为单人直肢葬，随葬品多为陶器，也有戈、戣、矛、镞等青铜兵器。寺洼文化的相对年代晚于齐家文化，根据宝鸡地区马鞍形口双耳陶罐与西周早期铜器共存，可知其下限当不晚于西周早期。

卡窑文化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的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发现的遗迹主要是墓地。墓葬多是长方形的土坑竖穴墓，也有洞穴墓。随葬陶器以粗红陶为主，器表及口内多施红褐色陶衣，器形多为罐，腹部有一对环形耳。铜器有削、斧、镞、锥及装饰品等。卡窑文化的年代大致与辛店文化相当。

西南地区 四川境内的巴蜀文化是古代巴、蜀两族的文化遗存，其年代约从商代晚期至前4世纪末秦灭巴蜀时止。蜀族分布于四川西部，很早就和商周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新繁水观音遗址所出的陶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而戈、矛等铜兵器却是商代常见的器形。广汉发现的玉器，城固、彭县发现的窑藏商周青铜器都表明两者的关系。战国时期，蜀地流行船棺葬，青铜兵器在形制和纹饰上都有独特的风格，而在某些大墓中，随葬的青铜礼器表现出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巴族分布于四川东部，关于巴族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巴县冬筍坝和昭化宝轮院的战国晚期的船棺葬。其文化特征与蜀文化大致相似。

云南地区的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则有祥云大波那和楚雄万家坝发现的墓葬。大波那墓葬是一座铜棺墓，随葬有各种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年代相当于战国时期。万家坝墓葬中较大的墓都有木质葬具，有的作船形，墓底有腰坑，随葬器物以青铜兵器为最多，典型器物有早期铜鼓、钺形斧及短剑等。年代相当于战国时期或略早。

东南和华南地区 分布于长江下游两岸的为湖熟文化。这种文化的遗址大都位于高出地面的土墩上。房址居住面很光滑，并用火焙烤过。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但普遍发现有小件青铜器。陶器有鬲、甗、豆、罐等，器形大都与商周陶器相似，最典型的是带角状把手的袋足鬲。此外，还发现有卜甲和卜骨。湖熟文化的面貌与商周文化很相似，很可能是商末周初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土著文化。

在浙江北部、太湖南岸的吴兴、安吉、长兴等地，也曾发现过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器形有钟、鼎、甗、、觚等。器形与中原地区无异，而纹饰则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出土地点附近均有印纹陶遗存。

江西清江吴城是江南地区发现的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吴城遗址的文化堆积可分为3期，年代从商代中期延续到商末周初。发现的遗迹有房址、陶窑、窑穴等，也发现有墓葬。陶器如鬲、甗、豆、罐等和中原商文化的同类器形相似，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比重逐期增加。青铜器除工具、兵器外，还发现有铜礼器，器形与中原地区的相同，此外还发现有铸器的石范。一些陶器和石范上发现有文字，这是已发现的年代较早的文字。吴城遗址的发现，对于研讨商文化对江南地区的影响，以及比较两者在文化面貌上的异同是很重要的。关于这种遗存的族属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

福建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资料较少，大都是小件的青铜工具，且与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共存。南安发现的一批青铜兵器和工具，器形较特殊，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从器形判断，年代约当西周时期。

两广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青铜遗存大都出自墓葬。广东清远等地发现的墓葬出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和工具等，其中有些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相同，有的则有明显的地区特点，如三足细长而外撇的铜鼎和靴形钺等。广西恭城出土的青铜器也有同样的情形。这些青铜器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时期，被认为是百越的文化遗存。

有待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

商周考古从1928年发掘殷墟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重大学术问题还很多，如夏文化问题、商代文字的渊源、早

期都城的形成等。而近年来，讨论得最热烈的乃是关于夏文化的问题。

所谓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时期在夏族活动地域内遗留下的物质文化。根据后世文献记载，夏族的主要活动地区一在河南西部的洛阳平原和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一带；一在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在这些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结果表明，直接叠压在商代二里冈期文化下面的是二里头文化，因此，对于二里头文化的认识就成了探讨夏文化最关键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又与商文化有某种联系，分布的范围与传说的夏族活动地区大体相当，这种文化遗存的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年代与传说的夏代记年大致相符，因此，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冈期商文化是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存，郑州商城乃是商汤所都的亳。另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特别是它的三、四期遗存和二里冈期商文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者是一脉相承的，而二里头遗址所在处正是后世文献和传说中汤都西亳的地方，因此，二里头文化是商代早期文化，而更早的河南龙山文化才是夏文化。也有人认为登封王城岗的龙山文化城堡遗址是夏禹所都的阳城。有关夏文化的意见分歧估计仍将持续一个时期。只有在获得更加直接的考古学证据以后，这一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探讨文字的出现，是商周考古的一个重要问题。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已是具有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无疑是经过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遗址中虽然也发现过一些刻划在陶器或其他器物上的符号，但几乎都不是定型的文字。吴城遗址曾发现约40个刻划在陶器上的商代中期文字，但这些文字大都不能辨认，有人认为是一种已经失传的古文字。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也曾发现有单个的刻划文字，其中已被隶定出仱、戉、斤3字。这几个字都是象形字，有人认为这些文字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是一脉相承的，但个别字符的出现与文字制度的形成是有区别的。文字的出现及其发展过程，仍然是需要在发现新资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 都城是国家的象征。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都城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已经发现的古代都城遗址，从商代早期的偃师尸乡沟商城到东周晚期的列国都城已有10多座，深入探讨这些都城的形制、布局以及它们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是进一步研究早期都城的任务。同时各个时期的都城又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深入揭示都城遗址的内涵，对于研究各个时期的经济生活和阶级关系都具有典型意义。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都城是偃师尸乡沟商城，一般认为它就是商汤所建的西亳。这座城址周围有宽厚的城墙，城内设有宫城，宫城内有成组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及良好的排水设施。所有这些都表明它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都城，因此，探索其渊源乃是今后研究早期都城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将有助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自古以来绵延不绝。关于商周时期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华夏族与周围的少数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已经积累了不少资料，在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将对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料。

参考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