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私人往来书信研究

摘 要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作为北宋文坛上光彩夺目的一位艺术全才，在诗、词、文、书法、绘画、音乐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除此之外苏轼对亲朋戚友写下了大量的书信，这些书信是洞烛他心灵世界的一扇重要窗户。本文以苏轼私人书信作为研究对象，探寻苏轼不同阶段的人生经历和心态，进一步了解其书信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关键词】苏轼 书信 私人往来

在书信这个大类中，书、简、札、帖实为一类，大多都能直抒胸臆，直言无隐。但启、状更多地带有官场应酬的特色，或者是某些特定场合的应用文字，且格式固定，用语划一1，其形式上的意义往往要大于内容，多为场面上的应酬之辞，表明写信者与收信者之间的关系是“非谦即疏”，通过这些书信很难窥见作者内心的真实世界，也难以判断双方的微妙关系。有鉴于启、状类书信的实质，本文主要以苏轼的书、简、札、帖作为研究材料。当然，这些书信也并非全部是作者心声毫无保留的吐露，其间属于日常应酬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所表现出的内容仍然需要与其他书信和材料进行对比鉴别，才能确定作者的真实意图。

本文选题的意义在于确立了新的研究角度，将苏轼亲朋间的书信作为研究新方向。近年来对于苏轼在诗、词、文等体裁的研究颇为丰富，但对于苏轼的书信研究却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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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枣庄指出：“书、简、帖多用散体，形式和内容都更为灵活，能见作者真性情。启多用四六文，形式较板滞，多为应酬文字。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就内容看，启也有论政、论军、论科举的大作，如苏轼《谢制科启》、任尽言《贺汤鹏举除侍御史启》、岳坷《与吴畏斋(猎)启》、楼钥《谢省闺主文启》等。”(曾枣庄：《论宋启》，《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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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苏轼书信进行全面观照，从心态的角度探索他丰富多变的内心世界是很有意义的。

一、苏轼书信中展现的思想

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会贯通，是宋代一般哲学思想的共同趋势，苏轼也不例外。苏轼对于儒释道三家思想都曾有意加以调和。他说“儒释不谋而同”，又说“庄子盖助孔子

2，者”他吸收了儒家的执著现实的一面,扬弃了其追求功利的一面；吸收了道家的通脱旷达、

追求心灵自由的一面，扬弃了懒散无为的一面；吸收了佛教的感悟人生、追求心灵超脱的一面，扬弃了否定人生的一面。3

首先，苏轼的思想中，儒家思想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苏轼强调“圣人一于仁”““先王谨于礼”，4提出以“礼乐刑政教化”“论道经邦”，5为此，他怀有经世济民、致君尧舜的抱负和积极入世的精神，主张“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6在苏轼的尺牍中，有许多是表现他勤政爱民、补时救弊的作为的，这正是这种思想影响下的产物。

例如贬谪岭南时，苏轼在《与刘宜翁使君书》中说：“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也。”7在《与王庠》其一中也说：“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泊没至今。”8

王水照、朱刚二位先生以“寄寓”思想来概括苏轼的人生哲学，认为“苏轼的‘寄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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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集》，第347页《庄子祠堂记》

冷成金. 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M]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第3页 4

《苏轼文集》，第175页《论语义》 5

《苏轼文集》，第229页《策略》二 6

《苏轼文集》，第355页《妙墨亭记》 7 《苏轼文集》，第1415页。 8 《苏轼文集》，第18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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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融合了儒家的创造精神与道家的超越精神，将创造性与超越性推阐为‘寄寓’意义的两个方面，在‘寄寓’上统一起来”，并指出，“相比于庄子哲学的影响来说，佛学的影响比较笼统，很难在学说的具体环节上指实哪一处采自佛学，而庄子的许多概念，则多可与苏轼的说法作具体的比勘”。9

二、苏轼书信的主要内容

赵树功指出，苏轼的尺牍“上至军国大事、治乱兴衰，下至闲情逸致、生活琐事，凡有宋一代风云，自己一生遭际、感慨，多有反映”。10在我看来，最能表现苏轼个性特色的，主要是勤政爱民，时刻心系着庙堂江山。

苏轼深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心系社稷苍生，无论在朝在野，始终关心时政民虞，以补时救弊为己任。这方面的内容，无论是在他为官执政时期，还是在贬谪时期的尺牍中都有反映。

熙宁十年(1077)，苏轼知徐州。秋天的时候，黄河大水侵袭州城。苏轼在率众防洪成功后，为避免徐州百姓再遭水患，上言朝廷，求做石岸，朝廷不报。第二年春天，苏轼再次上状朝廷，以时间紧迫，请改筑木岸。为免朝廷再次拖延时机，苏轼给在京的刘攽写信，请他和他的侄儿刘奉世力言于朝。苏轼在信中说:

“某岂晓土功水利者乎?职事所迫，不得不尔，每自笑也。若朝廷选得一健吏善兴利除害者见代，一郡之幸也。然不敢自乞，嫌于避事尔。言轻不足以取信，惟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弃为鱼鳌也。仆于朝中，谁为可诉者，惟贡父相爱，必能为致力。仍乞为调其可否，

《苏轼评传》，第561页。 10 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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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录，付去。人回，不胜日夜之望。”11

苏轼不仅亲身实践仁民爱物的思想，也教导后学这样做。他曾经写信给向他问学的张大亨:

某启。君为狱吏，人命至重，愿深加意。大寒大署，因人求死不获；及病者多，为吏卒所不视，有非病而至死者。仆为郡守，未尝不躬亲按视。若能留意于此，远到之福也。12

像这样的例子，在苏轼历任地方官时有很多。居黄期间，苏轼听人说起这么一件事“: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苏轼“闻之酸辛，为食不下”，于是给鄂守朱寿昌写信，建议说:

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客户则及其地主。妇人怀孕，经涉岁月，邻保地主，无不知者。若后杀之，其势足相举，觉容而不告，使出赏固宜。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赐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计哉。13

三、苏轼书信中所体现的人格魅力

苏轼的一生可谓坎坷，但无论顺境逆境，他始终保有率真自然的性格，即使身处困境，

《苏轼文集》，第1466页《与刘贡父》四 12 《苏轼文集》，第1563页《与张嘉父》三

13 《苏轼文集》，第1416一1417《与周鄂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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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能超然自乐，从不作凄凄之态。他的尺牍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们表现了东坡的这种性格和境界，使读者在艺术的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感染。

初贬黄州时，苏轼刚刚经历“乌台诗案”的死亡威胁，他虽然事事小心，深自闭藏，但并不愿意为此改变自己率真的天性。好友李常寄来新诗，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苏轼回信说：

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心石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补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14

对于苏轼来说，黄州这一段时期是他仕途上的一个低谷，但我们读他的尺牍，却几乎感觉不到痛苦的情绪，相反，我们常常会被他的乐观豁达所感染。黄州的生活，可以说是苏轼贬谪生涯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在给秦观的信中写道:

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欲与太虚言者无穷，但纸尽耳。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15

《苏轼文集》，第1500页《与李公择》十一。 15 《苏轼文集》，第1536页《答秦太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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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山水可以登览，有朋友可以交游，有美酒佳肴可以解馋，还有书读，仅此几件事，就已经让苏轼感到满足了。所以在由知登州还朝后，他还念念不忘黄州的友人，嘱咐潘丙说:“仆暂出苟禄耳，终不久客尘间，东坡不可令荒弗，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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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贬谪惠州时,他把自己比作“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把贬谪当成了回乡,谈笑间即把痛苦化于无形。这种“有思而无所思”的心态是苏轼长期自我调节、自我修养的结果,是一种超稳态心理结构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的体现,从而超然于物外、超越自我,使心中一片澄明。即使后来又被贬到更为偏僻荒凉的琼州,苏轼开始还在《试笔自书》中无助自问“何时得出此岛耶?”然而很快他又唱出了“九死南荒吾不恨”的昂扬之音。他有信心也有能力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地狱变成天堂, 在困境中发现属于生活的美。

书信是最能真实展现作者思想情感的文体，苏轼的书信或论道、或养生、或请命、或养花、或品茶、或烹饪、或游玩、或作画、或和诗、或酿酒、或炼丹等，内容丰富，这些都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写照。苏轼本真直率的性格，直接体现在其书信中，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他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使读者与之共鸣，仿佛置身其中，读他的书信，如与他话家常一般，觉得异常亲切。通过他的私人书信我们能越过历史的长河直接与其对话，直面最真实的苏轼。

参考文献：

[1] 曾枣庄：《论宋启》，《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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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集》，第1584一1585页《与潘彦明》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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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轼文集》，第347页《庄子祠堂记》

[3] 冷成金. 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M]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第3页

[4] 《苏轼文集》，第175页《论语义》

[5] 《苏轼文集》，第229页《策略》二

[6] 《苏轼文集》，第355页《妙墨亭记》

[7] 《苏轼文集》，第1415页

[8] 《苏轼文集》，第1820页

[9] 《苏轼评传》，第561页

[10] 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11] 《苏轼文集》，第1466页《与刘贡父》四

[12] 《苏轼文集》，第1563页《与张嘉父》三

[13] 《苏轼文集》，第1416一1417《与周鄂州书》

[14] 《苏轼文集》，第1500页《与李公择》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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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苏轼文集》，第1536页《答秦太虚》四

[16] 《苏轼文集》，第1584一1585页《与潘彦明》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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