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中悲剧意识的表现

作者：吴治虎 何艳艳

来源：《文学教育》 2013年第13期

吴治虎 何艳艳

内容摘要：恩格斯曾说“悲剧产生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按照其意思来理解，窦娥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而其悲剧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被冤枉的宿命是不可能改变的。本文谈谈《窦娥冤》中悲剧意识的表现。

关键词：《窦娥冤》 悲剧意识

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是一出悲剧。何为悲剧？恩格斯的解释为“悲剧产生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按照其意思来理解，窦娥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而其悲剧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被冤枉的宿命是不可能改变的。关汉卿所处的年代是最为突出的时代。

在中国众多的悲剧文学中，似乎都能发现一种共性，即悲剧的产生根源往往是在社会这个大背景下所造成的，即悲剧社会化。窦娥如果处在不同的社会当中，命运也许会有所不同。在元代的残酷统治之下，小人物的命运当然会被整个社会的黑暗所吞没。单独的个性张扬往往会被社会所不容，而社会自有一套合理的价值观取向。个人只能服从而不能反抗，因此，中国的悲剧艺术中人物的命运往往会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而对比双方的悬殊相差甚远。窦娥只是一介布衣，无权无势；张驴儿和桃杌却是无赖加贪官，一方是弱者，一方是强权。悲剧的发生在所难免。而在发掘过程中即会明了造成这种原因的根源所在。因此，在中国的悲剧中，社会是悲剧的主要根源所在。

在《窦娥冤》中，桃杌曾说：“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还有“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贪官的嘴脸暴露无疑，但其认为是一种合理的现象并沾沾自喜。这说明当时元代的社会已经是污吏横行天下而为所欲为了。关汉卿关于桃杌的描写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地表现了社会的非常规化状态。贪官污吏横行，自然恶势力流氓也就为所欲为了，因此张驴儿父子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强娶婆媳，张驴儿之父被毒死之后，张驴儿才敢恶人先告状，有恃无恐。贪官桃杌主观妄加臆断轻易定罪。而这一切，看似偶然，但有其必然的原因，元代允许放高利贷，官府就是天下第一高利贷主。试想蔡婆如果不放高利贷就不会有事发生吗？答案显而易见，不会。在高利贷、贪官、流氓横行的时代，下层人物注定是悲剧的命运，悲剧的结局。这不单单是一身正气的关汉卿心中的伤痛所在，更是全天下下层人民苦难的真实写照。

社会的黑暗造成了小人物窦娥的悲剧。而窦娥的临刑绝唱则更说明了这个问题所在：“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指斥天地鬼神，直指封建的统治秩序。小人物最终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但结局却无可奈何，这更加重了悲剧色彩的表现。

与之相反的西方悲剧则更多的是一种人格上的悲剧，或者说是命运上的悲剧。如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俄底浦斯完全是因为神谕的原因而造成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悲剧。再如埃斯库罗斯所写作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仍然是命运的无法更替的悲剧。希腊古典悲剧也有历史的原型，当然在《古典希腊神话》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再有如莎士比亚的历史悲剧《哈姆莱特》（王子复仇记）以我的观点则更多的是人格上的悲剧，哈姆莱特复仇的方式完全是自我真实的体现，为了复仇不惜与杀死自己父亲的仇敌同归于尽。与此相同的还有《罗密欧与朱丽

叶》。罗密欧与朱丽叶完全是由个人或命运所造成的悲剧。尽管悲剧似乎是偶然原因造成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则必不可少地带有主人公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一种近似英雄主义情结的悲剧。当然社会的因素不可忽视，但人物的主观性则更具特色。

对比中西方的悲剧意识，更能体现出《窦娥冤》是作者由一己之感情蔓延于全社会的情感表现。作者的主观情怀不容忽视。在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中，基本上作者的悲剧意识体现非常充分，从一个侧面反映作者的主观创作动机外，历史的悲剧题材也感染了作者本人。在《窦娥冤》中，这种意识体现得非常充分。

综合所述，《窦娥冤》的悲剧意识是历史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且主人公基本为受压迫的无产主义者，而悲剧的社会性则涵盖了作品的悲剧意识，在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述基础上，引出人物的曲折悲惨的命运，在带给人们心灵震撼的同时，也对戏剧本身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考。《窦娥冤》为元代戏剧的高峰，口语化的表述更适合人们对其社会悲剧进行思考总结，更适合人们不断去挖掘、探索其中更深层次的奥妙。在体会人物悲剧命运的同时，也对社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吴治虎，何艳艳，陕西安康汉滨区恒口高级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