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取明

近些年来，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在国际上有了明显的话语权，中国介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的步伐加速并逐渐有力，关于国际文化新秩序下中国角色问题的谈论也日渐深入。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构原则如何，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的中国内在驱动力怎样？这些问题的思考与答案将成为崛起的中国面对纷繁的国内外政治、经济事务必然要呈现的大国视域和命题方向，也是有着强烈文化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中国面对诸多国际文化领域的质疑必然要作出的策略性调整和本质性回应。 而且近年对于中国而言，漫长而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时代变迁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非常丰富亦可说是非常复杂的内涵。古老礼仪之邦的东方哲学与伦理体系、近现代历史催生的社会主义实践路径、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实力崛起，赋予了中国敞向世界格局的面孔。尽管西方知识分子不断分析“西方的没落”，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格局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自我优越感已经随着各类文化产品快速渗透进其他文明体系，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移植功效。 相反来中国经济发展备受世人瞩目，但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则亟待拓展。有数据表明，目前美欧产品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76.5%，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的份额中，日本和韩国各占10%和3.5%。美国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早已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对于文化殖民主义的快速泛滥，我们有必要在学术领域和文化交流领域提出“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可能性分析与实践路径。因为在诸多文明共存的时代，一种绝对本真的文化认同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不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中，才能找到钱钟书所说的对自我文化的回家的感觉。杜维明认为，“差异”与“统一”相对立，但不与“和谐”相对立，全球化的时代是走向对话文明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对话不是折服对方的工具，而是为了向对方学习、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的途径。黑塞的小说《纳尔齐斯和哥尔德蒙》中有相近的文化隐喻。当两人谈到各自特性时，纳尔齐斯对哥尔德蒙说：“我俩的任务不是走到一块儿„„我们的目标不是相互说服，而是相互认识，并学会看出和尊重对方的本原面目，也即自身的反面和补充。 ”人类文明的积淀靠的就是多元文化的不同维度景观中的价值绽放，单个人无法孕育的完整生命力、单种文化无法涵盖的人类价值，最终将通过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制度，宽容的民主原则为支撑的文明史的形态予以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在对文化的自省和求同存异的社会发展中，人类追求和谐共处、向善向美的脚步才不会停止。 这说明我们的文化交流尚处于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批判语境中，这种批评也引起我们在国际文化新秩序建构之路上的一定反思。中国文化内涵的重新界定、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决然割裂、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以及文化核心价值传播的有效性等问题，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在国际文化新秩序中的定位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这些我们还缺少深入的分析与有效落实。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如果我们将文化交流的实绩仅仅落实到包饺子、打太极拳等具有奇观点缀的层面，而不注重强化文化交流背后对于自我文化的反省与创新，或者仅仅满足于文化传播的空间性而不注重文化传播的深入性，那么这种文化传播的主动姿态将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附庸性花边，这与国家实施的文化外交的性调整将有很大的落差。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打造具有明显指认性的传统文化交流标签，还应该传播以现代文明内核为标识的具有中国特质的文化精神，同时积极建构文明对话机制，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转型中的有效对接，以一种更为自信和包容

的姿态面对世界的质疑与批评，在更为顺畅的沟通和理解中建立真正的和谐共处的国际文化新秩序.

1.要遵守并改革国际秩序

于1974年参加联大会议时，曾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后来一直坚持这个主张。因此，许多国家一直认为，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是不满的，希望破旧立新。 但是，美国并不这么认为，美副国务卿佐利克就明确表示，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现存秩序。因此，它不仅仅是国际社会的成员，而且应该同美国一道，共同维护国际体系。 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真实性，也有局限性。佐利克认为，中国必须成为国际秩序的改革者。旧的国际秩序不可能、也不必要打破，因为那样做的代价谁都承受不起。况且，旧秩序可以通过渐进的改革，使之朝着合理的方向一步步发展。 对联合国就是这样。联合国虽然是旧有秩序下的产物和代表，但世界不能没有联合国，因为那样就会天下大乱。因此，改革是联合国的真正出路，这已经成了全世界的共识。但联合国的改革需要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才能完成。仅仅安理会的改革，就非常艰难。所以，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改革者，这个角色需要扮演很长一个时期。中国不仅需要推动联合国更加关注发展问题，关注第三世界，而且还需要在安理会增加来自第三世界的声音。

2.要做地区和平的维护者

无论是东亚、西亚还是南亚地区，中国周边地区发生动荡的潜在危险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随处皆是。所以，中国应该继续与周边国家一起，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维护地区和平需要能力，需要意愿，还需要共同协调的安排。 中国还远远算不上一个世界性大国，即使有一些世界性影响，但其国际利益的延伸仍然有局限性。但中国却是个地区性大国，对东亚和周边地区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有责任和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况且，维护地区和平，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继续成长。 中国和周边几乎所有国家都具有良好的经济关系，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合作如火如荼。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从经济开始，然后发展到地区安全论坛。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安全、军事合作已是重要内容。 在这方面，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事实上已经为东北亚安全建立了雏形。如果在适当时候予以转型，并予以制度化，东北亚安全机制就有可能建立。 追求合作双赢，是这个时代的箴言。30年来，中国是国际经济合作的受益者，也是推动者之一。未来，中国应该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但中国应该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与其他国家日益增多的经济摩擦，二是国际经济合作的维护与更新。

3.要维护文化的多样性

从文化角度看，世界是一个纷繁复杂，五彩缤纷的文化综合体。但在世界文化大家族中，总有一种文化具有强烈的外在扩张性。同是西方文明，加拿大、法国等也在惆怅自己的民族特色被麦当劳和美国影片所侵袭。如果说狭义的文化侵袭尚有自在性、短期性和难以遏制性的话，那政治、社会制度的侵袭却往往是强加的，而且这种强加往往会衍生出恶果。 关于拉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至今仍扰攘不休，而非洲一些国家则以残酷的现实告诫人类，水土不服的政治、社会制度带来的不只是战乱和暴力。

江同志走上领导岗位后，在各种场合论述国际关系问题时，也多次重申这个观点。在1995年10月下旬，江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讲话，全面阐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内涵。

他指出：“半个世纪的经验和教训，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向我们提出庄严而迫切的要求。我们要创造安全可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要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我们要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我们要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要靠各国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际上的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几十年来，中国坚持不懈地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90年代以后，中国为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借助国际讲坛不断表明立场，并在外交上通过各种渠道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成了冷战后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和要求。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与反对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下，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任务显得更加紧迫。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主张体现了对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薄重，对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尊重，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准则的维护，因而得到了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赞赏和支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应该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第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第二，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反对凭借军事优势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和，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

第三，世界各国主权平等。所有国家不论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利。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全球性的挑战要由各国合作应对。

第四，尊重各国国情、求同存异。每个国家都有权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各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正常国家间关系的障碍，更不应成为干涉别国内政的理由。

第五，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各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合作，平等互利，共同发展。要改革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之有利于维护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正确处理国家间关系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它确立半个世纪以来，日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不仅是亚非国家争取民族和主权的有力武器，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和合作的行为准则，也为世界各国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提供理论依据。作为国际法原则之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核心是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这不仅因为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是处于强势的发达国家制定的，它运转了多年，早已根深蒂固、约定俗成，还因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既有道义层面的抽象原则，又有具操作性的具体措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各国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