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研究简述

美国汉学研究简述

摘要：本文是对美国汉学研究的历史所作的简洁回顾，目的在于为当代美国的汉学研究提供历时视角的研究背景，并且提供美国汉学研究的历时语境。从美国汉学历史的简短回顾，可以发现美国的唐诗研究，已经从最初以译介形式为主，发展到当今多维化、深入到研究唐代诗人的生平、诗歌、历史和社会背景等的阶段，呈现向纵深发展的趋势，研究成果丰硕。同时本文的研究发现，当今热烈讨论着的似乎壁垒分明的“汉学”和“中国学”，二者关系密切、源远流长。

关键词：汉学 历时 多维

本文对美国汉学史所作简明回顾，目的在于为美国当代汉学研究提供历时视角的背景，或者说给出必要的研究语境。在美国汉学史的回顾中，会看到当今讨论着的似乎壁垒分明的“汉学”和“中国学”，二者的关系密切，并非是前者古老，后者新出的简单关系。李学勤指出，“把各国汉学和汉学家置于学术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既要有个案研究，又要有综合研究。”

一. 美国汉学简史

1.美国的汉学史起步于19 世纪后期，在裨治文和卫三畏等传教士的努力下，特别是1842 年建立东方学会，美国汉学确立并有所发展。初期基本可称为传教士汉学时期，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 1861 年）和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ns,1812- 1884 年）成就突出。裨治文是美国第一个到中国的传教士，是美汉学研究的开山鼻祖。积极的意义是“带动了美国人民认识中国文化，被誉为美国的第一位汉学家。”1832 年他创办英文刊物《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又译《澳门月报》或

《中华丛报》），以西方读者为对象，以介绍中华传统文化为主要目的，任主笔。裨治文于1847 年前往上海，从事传教和公众事业。1857- 1859 年为上海亚洲文会会长。曾和人共译《圣经》为中文，著有《广州市及其商业》。他的妻子在北京创办“贝满女校”。他的亲戚卑雅各（James Grander Bridgman）继他为《中国丛报》主笔，曾把马若瑟（Premare）的拉丁文《中国语文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 译成英文，1847 年在广州出版。

卫三畏被称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开创者，是近代美汉学研究最有成就者之一。曾为驻华外交官，和中国官员联系广泛。后在耶鲁大学教中国语文，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编著《中国总览》（The Middle Kingdom），1848 年出版。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称他是“一个天才的业余历史学家”，该时期的美国汉学研究是“著名的业余活动”。1876 年，卫三畏在耶鲁大学首设中文课，建立首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图书馆。此后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相继效法，图书馆开始收藏汉学图书资料。成立汉学机构，如美国现代语言学会（1883 年），美国历史学会（1884 年），美国亚洲协会（1898 年）等，这些组织促进了美国汉学发展。除裨治文、卫三畏等美国早期汉学研究者外，近代美国汉学史上，还出现以传教士为主的汉学研究群体。

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特点：首先，研究人员主体是传教士，他们的研究有助于西方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其次，研究的视角较为单调，因主体研究者多为传教士身份，决定了研究往往以基督教文化来分析中华文化，局限性难免。作为业余汉学研究者的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研究涉及的范围，已远超出古典文化的范畴，已初步显露出当代中国学的特征。

2.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汉学主要是受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为主、通常被称为“传统派”的欧洲汉学的影响。1842 年成立的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标志美国汉学的确立。费正清1968 年在美国历史学会演讲中指出：“有组织的中国学研究标志是1842 年成立的美国东方学会”。该学会宗旨是“传播关于东方的知识，促进对东方语

言和文学的研究”，1854 年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及另外两种学刊，东方学会标志着美国汉学研究的新开端。

美国学院研究汉学传统的形成。1876 年，耶鲁大学首开汉语课，建立美国历史上首个汉学考古室和东方图书馆，标志美国汉学“从草创时期开始步入学院式研究的时代”。1877 年哈佛大学设汉语课，其它学院纷纷效仿。

3.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汉学”迅速崛起。1949 年起，美国一批年轻学者对传统汉学提出异议，主张开拓新领域，重视当前中国研究，并于该年6 月在著名汉学家费正清领导下组织“远东协会”，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独具特色。哈佛大学与中国燕京大学合创“哈佛燕京学社”和中国学图书馆，哈佛大学从而成为美国研究中国的中心，美国学院研究汉学的传统趋于成熟。哈佛燕京学社培养出用西方学术理论治学方法研究中国的新一代学者，在研究中国的侧重点上发生渐变，从注重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转向与地区研究相联系的当代、近现代中国问题。

汉学家与中国学家争执难免，新兴势力指责传统汉学家是“僵死的老古董”，传统汉学家则为当代的中国学家打上“肤浅和政治化”的标志，争论的结果是：诞生了为更多汉学家认可的研究模式———古今兼顾。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聘请学者，吸收从欧洲来美国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哥伦比亚大学首任汉学教授是德国人夏德（Friedrich Hirth）、劳佛尔（Berthold Laufer），法国人艾利塞夫（Serge Eliseeff）任哈佛大学教授，讲授日本文学，副教授贾德纳（Charles Gardner），讲授中国文学史。欧洲学者把注重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和历史的传统带到美国。

二. 从“汉学”、“中国研究”到“中国学”

本文的“汉学”概念不同于国学中的“汉学”。傅绍良说：“在中国经学史上，唐代经学并不发达，因此，古代经学学派多称汉学、宋学、清学，未有‘唐学’”。本文“汉学”是与“国学”相对的，与“宋学”、“清学”相对的中国经学史上的“汉学”相去甚远。

美国是当今中国研究最发达的国家，拥有诸多实力很强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然而汉学发源地欧洲，中国研究有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在传统的滋养、引领下，当代欧洲的中国学研究表现出极高的学术水准。欧洲新一代中国学学者在知识结构、研究视野、方法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引入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方法，还有扎实的传统汉学训练，使这代中国学学者的研究，逐渐受到汉学家的重视、认可。

现实的观察看到二者融合的趋势，在追溯汉学流变的中，也呈现相似的情况，有的传教士所做的工作类似于汉学家所做的工作。美国第一个到中国的传教士裨治文的著作《广州市及其商业》属于社会科学，即现在所说的“中国学”。按照定义，严格的说来裨治文应被称为“传教士中国学家”，而不是“传教士汉学家”，由此可见，最初的“中国学”和“汉学”就是交融的，至少是关系密切的。那么裨治文似乎应当被称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开创者。而被称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开创者卫三畏所编著《中国总览》也是符合“中国学”的概念的，可被称为“传教士中国学家”。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学摆脱种种羁绊，走出传统书斋，成为世界范围的‘显学’；具有悠久传承的‘汉学’与基于现实关系的‘中国学’正在出现交叉和融合的趋势。”这都预示着中国学将有更加多元化的深入的发展。

三中国诗在美国的早期研究：译介

1.19世纪欧陆翻译———《玉书》

19 世纪下半期，欧洲大陆出现了较好的中国诗译本，例如1867 年柔迪特·戈蒂叶（Judith Gautier）译的《玉书》（LeLivre de Jade）。1897 年，长居法国的美国诗人斯图亚特·梅里尔（Stuart Merrill）在其英译法国诗选《散文的粉画》（Pestelsin Prose）中，转译了柔迪特·戈蒂叶的中国诗法译文。此

后，《玉书》又多次被美国人转译，例如1918 年詹姆士·怀特尔（James Whitall）的《中国抒情诗》，1927 年艾恩·柯尔文（Ian Colvin）的《仿中国诗集》（After the Chinese），依然是以《玉书》为蓝本翻译成英文的。

“美国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的第一部结集，应是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 1872）的《华夏集》（Cathay），1915年4 月首版于伦敦，收诗14 首，内《诗经》一首，余为屈原、李白、王维的诗。1916 年9 月以《祓除》（Lustra）为名重印，并增添了4 首。”

2.中国诗学之译介

中国诗歌理论（“诗话”）译介晚于中国诗，“中国诗话最早英译是1922 年张朋淳（译音Chang Peng Chun）发表在九月号《日》上的《沧浪诗话》中的‘诗辩’，‘诗法’两章。”尤其令人注意的是，译文前的当时美国文论界的权威斯客加恩（J. E.Spingarn） 在序言中认为，《沧浪诗话》“在八个世纪之前就预示了西方世界关于艺术的现代概念”，并且把《沧浪诗话》的“‘别趣’‘别材’与克罗齐直觉论相比较，认为在中国艺术自足，独立于哲学、伦理、宗教的思想比西方早得多。”此后的中国诗论介绍，大多是学界所为。中国诗歌研究学者日益增多，研究成果各有特色，其中要提到的有：伯克利加州大学白之（Cyril Birch）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of Chinese Literature,1965）是西方大学标准教科书，影响很大。

3.现当代的美国唐诗研究概述

李珍华教授把美国唐诗研究总结为“人力是雄厚的，藏书是丰富的，研究的成果也斐然可观”。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开始跟西方其他学者一样是汉学研究：偏重于历史、哲学、艺术、宗教，多数大学设立了中文系。

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教授和耶鲁大学的佛兰柯尔教授学贯中西，著作等身。刘若愚的唐诗专著《李商隐研究》“是一本大部头书，功力很深”；佛兰柯尔的《梅花和宫女》“对唐诗的形成和特色都有精到的见解。”

“美国唐诗研究的最可喜现象是新秀的崛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耶鲁出身的欧文博士。”美国唐诗研究大约于上个世纪的80 年代前后，进入了研究唐代诗人的生平、诗歌、历史和社会背景等的研究阶段，如，美国波士顿城的豪尔出版公司所属的《吐恩世界作家丛书》里的中国作家专辑，已经出版有关唐代诗人的很多专著：戴维的《杜甫》（1971），年豪士等人的《柳宗元》（1971），巴兰拙理的《元稹》（1977），年豪士的《皮日休》，克雷尔的《孟浩然》（1981），李珍华的《王昌龄》（1982）等。

李珍华也指出，美国学者唐诗研究需要继续努力之处在于：首先，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不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其次，从诗人所处时代的文学思潮来研究作家。再者，美国学者似乎不耐烦于考证，研究依赖于中国学者的校证注释成果。

高友工、梅祖麟的《唐诗的魅力》，运用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对唐诗进行具体分析，视角新颖，观点独到，也是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

美国的唐诗研究，已经从最早的以译介形式为主的研究，发展到今天的多样化，且进

入了研究唐代诗人的生平、诗歌、历史和社会背景等的研究阶段，研究呈现向纵深发展的趋势，研究的成果丰硕。本文的研究对象宇文所安的唐诗史，就是在众多的美国唐研究中涌现出来的值得关注的汉学家的颇见功力的文学史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李学勤：《汉学研究·序》（第三集），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 年版。

[2] 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3] Susan R. Stifler,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The First American Sinologist, Notes on Far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1942.

[4] [美]费正清：《70 年代的任务》，《美国历史评论》（第七十四卷），1969 年2 月第3 期。

[5] [美] 李珍华：《“胡天汉月方诸”：简介美国东方学会》，《国际汉学》，商务印书馆，1995 年版。

[6] 傅绍良：《唐代谏仪制度与文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7] 王荣华、黄仁伟：《现状、趋势与意义》，《中国学研究》，学林出版社，2007 年版。

[8] 阎纯德：《汉学和汉学研究漫议》，《国际汉学》（第八辑），大象出版社，2003 年版。

[9] 赵毅衡：《诗神远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年版。

[10]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

[11] J. E. Spingarn: Foreword to Tsang lang Discourse on Poetry, Dial, September [J]. 1922.

[12] [美]李珍华：《美国学者与唐诗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第一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编辑，1983 年版。

作者简介：葛红，女，1967—，江苏泗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诗学、语言学、国际汉学，工作单位：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