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索普的国家理论分析

杰索普的国家理论分析

杰索普的国家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理论基础之上的,他为我们提供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综合性研究范式和理论分析,成为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杰索普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事实上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他对于我们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标签：杰索普;策略国家;治理模式;国家转型

随着国内政治哲学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开展,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及其国家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有效的国家理论包含多重的维度,杰索普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事实上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他对于我们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国家定义

国家是领土化的政治权力。杰索普主张把国家看成一种社会关系，政治社会或市民社会内部的关系以及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从资本主义国家是现代国家的“财富容器”、 “权力容器”、 “文化容器”、 “公民政体”、“神权国家”、“安全国家”、“种族国家”资本主义的七个方面在不同的国家中占据着不同的份量,以及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着紧迫的张力甚至矛盾，来说明国家是政治权力的多价的、多形态的结晶体。

从结构／策略角度, 杰索普把国家定义为“社会嵌入的、社会合法化的和策略性选择的制度、组织、社会力量以及围绕着（或至少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做出具体集体性约束力的决定而组织起来的相对统一的整体”。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从根本上是政治策略、积累策略和领导权方案竞争冲突后的整合结果, 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是这三者之间的选择和竞争平台。试图从策略关系方法的角度,来揭示国家理论。

2结构与策略国家

积累策略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积累的策略选择。 随着积累策略的改变, 客观上要求国家形式的变动。 当积累在正常确立的政治策

略形式下不能继续维持或再生产时，资本积累的需求会迫使政治策略作出变动。同样地，当某个占经济领导权地位的积累策略使得政治策略出现严重危机或威胁资产阶级统治时，国家则可能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迫使积累策略作出变动。 成功的积累策略维持着资本流通的整合并由此巩固统治阶级或某一派别对国家的支持。它不仅要考虑资本的不同部分和其他经济统治阶级间的复杂关系，还必须考虑统治与附属阶级间的力量平衡。

政治策略指的是国家形式、国家干预与国家的策略选择。 国家系统是政治策略得以详细阐述和制定的场所，一个政治策略选择的系统。国家系统的结构和管理方式能够超越政治策略和政治斗争而产生，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目前的策略选择部分地是它过去的策略选择与它寻求转变时采用的策略之间相互作用的意外结果”。政治策略和政治斗争可能在国家系统内或系统外发展，维持或转变整个国家系统。 政治策略的选择并不必然与资本积累需求、资本利益或资本部分的利益相一致，但也绝不会倾向于非资本主义阶级的利益和需求。

领导权方案指的不仅是建立在经济关系并且建立在市民社会和国家领域之上的更广泛的问题。它有助于解决资本一般与个别资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问题。领导权方案应该考虑所有相关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不管它们以何种方式被组织起来。因此,国家应当采取涉及到民族大众而不仅仅是阶级关系的领导权方案。

杰索普得出,“由于结构与策略是复杂而可变的，因此结构整体的边界与接合是不稳定的，策略世界由此也是多元的和局势性的”，从而“结构整体的策略转型就是必然的”。

3调节方式与治理模式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保障土地、货币、劳动力、知识这些虚构性商品的持续商品化,调节它们在资本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中可能出现的去商品化和再商品化问题,管理劳动力的供应、劳动力市场的良性运行和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保障资本积累的一般外部条件; 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控制劳动力的权力和能力,调节劳动力市场与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 通过特殊的政治组织形式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困境所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反应; 界定经济与超经济因素之间的边界,修正经济与超经济条件之间的接合,使其适应于资本积累,改变制度的合话语的建构起来的竞争形式,扩展资本逻辑对超经济领域的“殖民”; 促进生产的一般基础设施等条件的供给; 管理生产力的不断社会化与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的社会关系的私有化之间的基本矛盾方面,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调节和治理。

杰索普指出：＂无论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发展动力所依赖的资本－劳动关系的再生产，都不可能纯粹依靠市场关系进行再生产，两者都需要补充性的再生产、调节和治理模式＂。杰索普克服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释传统,解除了经济因素对整个社会的最终决定性。他更多地考虑经济和非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主张不管是在狭义还是广义上，经济都是由传统上被当作超经济因素所共同构成的。同时, 通过一些非市场的机制和力量或超经济的因素，市场失灵产生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可以得到调节、治理。

调节是为持续的资本积累增值和社会再生产所制定的社会和经济，通过适当的国家干预来促进资本主义的利润率，维系劳动力市场的良性运行。 一般而言，国家可以通过武力、法律、货币、公共物品、意识形态或道德劝诫来调节资本主义。而就经济和社会而言，它包括元、宏观、中观和微观四种形式。（１）元表达了超经济因素的多样性，这些超经济因素影响了以社会的整个组织、模式为基础的系统竞争，并且元的特征会随着竞争观念的变化而变化。（２）宏观如提高基础设施、需求管理等生产的一般外部条件。（３）中观涉及在更大的经济系统中为特定的分支或部门、特定的空间或地区制订的特殊，如区域保护主义。（４）微观则影响如个人、家庭或公司的单个的经济单元。这些干预方式的相对重要性和充分性，随着时空的变更而发生重要的变动，并且根源于特定的积累。

治理是指“在面对自主运行的行动者、组织与功能体现彼此之间相对的互相依赖时，各种协调的机制与策略”。主要包括三种主要形式：交换的无秩序（市场力量）、控制的等级性（强制性的国家协调）、自组织的自组织性（水平网络）。狭义的治理所指的正是自组织网络治理。杰索普指出，“这三种协作形式具有普遍的关联性，所以三种形式都在再生产，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份量。”

然而,杰索普又提出,治理和调节仍然会产生严重的冲突,可能还会制造出新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不但存在“市场失灵”、“国家失败”,也存在自组织网络治理、元治理的“失败”风险, 所以我们只能在反思中寻找“一种最低满意程度的策略”。

4全球化与国家转型

全球化的变革对当代国家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其首要表现就是政治权力领土化尺度的重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的空间尺度不断增值，它们在复杂缠结的层级中相对分离，由此尺度策略基体不断复杂化，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寻求在世界秩序中嵌入自身的利益。

当代国家出现了三个转变趋势。（1）国家的去国家化。这体现于民族国家机器的空心化，国家权力领土化和功能化的重组与亚国家、国家、超国家和跨地方的层面上。国家权力向上、向下和斜侧着移动，不同领土尺度上的国家管理者试图增强各自的运作自主性和策略能力。（2）趋向于政治系统的去官方化。这体现于“从统治到治理”。经济本质的变动以致于不能由自上而下的国家统治来管理，需要类似于巨大的网络化的自下而上的、自组织的组织协作，强调、超、非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再这种关系中国家机器常常只是同辈中的居首位者。（3）规制的国际化。这个趋势体现于经济和社会的制定和执行当中。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的”国家要消亡。他进一步提醒我们,还存在着三个反趋势。（1）反国家的去国家化趋势是民族国家不断卷入尺度的交互接合当中，不存在与民族国家具有相等权力的超民族国家。（2）反治理的趋势是在元治理中作用不断增强，它为治理提供了基础原则、保障不同治理机制的兼容性、担任“上诉法庭”处理治理内部的纠纷、维持民族国家的社会凝聚力、承担治理失败中的政治责任。（3）反规制国际化趋势是民族国家代表本国资本的利益以及为促进其经济增长而努力参与塑造国际规制而展开斗争。

杰索普认为在当前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当中，民族国家仍然重要，它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正在走向“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政治体”。

杰索普的国家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理论基础之上的,他为我们提供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综合性研究范式和理论分析,成为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集大成者。现实国家是在不断发展当中的,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研究考察国家的理论问题, 结合时代变化,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同时探索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建构问题,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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