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述评

陆辉

【摘 要】产业集群宄其本质来说,它是一种劳动分工与协作的制度性安排,它是基于一定的区域文化积淀、通过区域成员问社会网络的互动而得以构建的,也是嵌入于区域特定的文化习俗、价值规范和网络成员信任网络之中的.本文在梳理了新经济社会学产生和发展的脉络、深入分析其核心概念及其基本理论主张的基础上,运用新经济社会学理论剖析了产业集群在其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经济社会学特征,为产业集群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 【期刊名称】《科学·经济·社会》 【年(卷),期】2011(029)002 【总页数】5页(P29-32,37)

【关键词】产业集群;新经济社会学;述评 【作 者】陆辉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商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403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产业集聚现象早已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产业集群就其本质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劳动分工与协作的制度安排，因此，产业集群理论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人Adim.smith的劳动分工与劳动价值理论。而真正开始关注和研究产业集聚现象的当属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Marshall(1890，

1920)对“工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的描述，其后，无论是Weber(1929)提出“聚集经济”的概念以及Hoover(1937)、Isard(1959)和Krugman(1991)等人的相关研究，还是Lundvall(1992)、Nelson(1993)等人的研究以及

Becattini(1978)提出“新产业区”概念，都与产业集群的概念相关。而作为一个正式概念，“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是由Porter(1990)在其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的，它是指在一个适当大的区域范围内，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高密度地集聚在一起，并形成具有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1］如今这一概念不仅为经济学研究所接受，也为地理学、管理学以及社会学研究所接受，成为各种新的边缘学科，如区域经济学、国家创新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竞争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以及新经济社会学等的重要概念。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产业集群无疑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已有的文献也主要侧重于对集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关方面的研究，忽视了社会资本在产业集群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仅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产业集群就注定是有欠缺的。由于产业集群具有典型的社会网络特征，十分适合应用社会学理论方法来进行研究。因此，借助于由经济学与社会学等多学科交融而产生的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及理论主张，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竞争优势、创新动力乃至路径依赖等均可以获得新的社会学解释，从而丰富和完善产业集群的理论体系，以更好地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作为一门边缘学科，经济学与社会学两学科间的不断交流和互动状态，决定了经济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进程。从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在19世纪以前，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界限，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可能同时也涉及对社会问题的讨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是互相交融又互为补充的，这可以从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Adam.smith既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2］看到一斑。但从19世纪以后，经济学逐渐以自然科学、尤其是以数学和物

理学的研究方法作为范式，开始不断追求自身研究的精确性与严密性，并最终由Marshall通过严苛的假设确立了经济学标志性的研究范式，这种高度概括、抽象的经济学终于与主要关注直观、定性、生动的社会学研究越来越不相及了，二者研究方法上的不同直接导致近200多年来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差别。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与社会学两学科之间互动又开始频繁起来。首先是经济学研究领域向社会学领域的渗透，以经济学家Becker为代表，开始用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人口、教育、法律等社会学领域的问题，他的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1976)一书的出版被称为是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学的标志。从此以后，这种偏离传统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的认可。受此影响，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一些社会学家也开始对经济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white在哈佛大学首开网络方法课程，并将网络分析运用到经济组织和市场分析的社会学研究中，其主要研究的是劳动力市场问题。其后，还有Eccles对金融网络与“准企业”、Granovetter对寻职问题、Schwartz对生产组织问题、Zelizer对经济组织与家庭文化的分析等相关研究，都从不同侧面利用网络、关系、文化等概念对原本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问题进行拓展性研究，不仅坚持了社会学学科的独立性及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而且也为后期新经济社会学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方法论的准备。再次，新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繁荣崛起，它直接在新古典经济学既有框架内开辟出一种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路径，主要以Coase、Williamson、North为代表，以制度效率、制度安排及制度变迁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对企业组织、财产权利、政治、社会、文化进行分析，主要著作有North和Davis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的增长》、Arrow的《组织的限制》以及Williamson与Powell合作对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的研究。［3］其时，虽然社会学家对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用效率及利润最大化来解释制度的起源和经济行为的做法多有不满，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学家从经济学的

制度分析中获取了许多的学科营养，从而从制度的视角为经济学与社会学学科的进一步交融提供了极佳的概念和方法。

1985年，美国学者Granovetter发表了《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借用美国社会学家Polanyi的有关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对当时主流经济学与社会学在研究经济行为时出现的两种极端“社会化不足”及“过分社会化”倾向进行了批判，认为在现实世界中，行为者的行为是嵌入于具体的、时下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并据此作出符合个体主观目的的行为选择。同时，又对以Williamson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过于强调制度安排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倾向提出批评，认为如果将社会关系网络与信任排除于经济秩序之外，那么制度本身的效率将无从谈起。只有嵌入于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之中的信任和关系才是经济活动者所能认知和接受的。一般认为，该文章的发表，正式标志着新经济社会学的诞生。 新经济社会学在具体阐述其基本观点时，主要运用以下三个核心概念，即嵌入性、社会网络以及社会资本。

1.嵌入性嵌入性概念是新经济社会学的标志性概念。1985年，Granovetter从嵌入的角度对当时主流经济学和社会学原有的方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一方面经济行为者并不完全如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按照“经济人”原则来进行经济决策或选择而可以不受社会规制的影响(社会化不足)，另一方面也不像一些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认为任何经济行为者都是完全受外部规范制约、毫无自由的个体(过度社会化)。［4］进而认为，现实中的经济行为者既不是脱离社会背景孤立地行动，也不是完全受社会制约、按社会的规范行事，而是二者之间应该相互支持和融合，在具体、动态的社会关系中追求个体自身多重目标体系的实现。由对经济行为者的嵌入分析入手，Granovetter分析了现实经济制度的嵌入问题，并且进一步将嵌入分为两类，即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与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5］所谓关系性嵌入是指行动者嵌入其所在的关系网络，并

受网络中其他行动者的影响;所谓结构性嵌入是指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又嵌入于社会结构的文化传统、价值规范等因素中并受其影响。Granovetter认为，正是这两种嵌入性，使得经济行为者之间产生信任与互动，限制了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保证了交易的顺畅进行。

2.社会网络在经济社会学理论中，网络研究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将网络视为一种存在于企业内或企业间以及组织环境中关系纽带的分析工具，它源于社会学和组织理论;二是将网络作为一种组织构架的状态和治理结构。作为分析工具，一般认为网络分析始于英国文化人类学的结构主义传统，以英国人类学家Bott(1957)发表的《家庭与社会网络》为该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网络分析主要集中在美国，它有两个分支:一是以Freeman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小群体研究，另一个是以Granovetter和White为代表的经济社会学，后者主要分析人与人、组织间的纽带对人与组织的影响。［2］其中，Granovetter(1973，1985)在对寻职过程中网络关系力量的研究中提出了关系力量(强弱关系)的概念，进而提出“弱关系的强力量”的观点。这期间，许多网络研究的新概念也被提了出来，如Burt(1992)的“结构洞”、Lin(1999)与Swedberg(1997)的“社会资源”等。而将网络看作为一种组织结构形式，其实质是把它当作使各个个体整合为一个有机组合体的社会黏合剂，代表着经济生活中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与此相关的网络组织理论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制度分析框架中，较早对网络组织进行探讨的是Williamson，他在描述关系型契约时，提出了在企业与市场之间还存在“混合组织”形态。［5］这对在早期新制度经济学只注重分析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替代关系而忽视两者间的互补关系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而且他更多的还是把网络视作某种不稳定的组织形态，因而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虽然出现了网络组织思想的萌芽，但基本上还是企业与市场的二分法。［6］而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网络组织研究中，Granovetter提出的“企业集团”、Eccles提

出的“准企业”组织结构分析中，把网络组织指称为是通过长期的交往合作关系结合在一起，具有稳固、平等的横向联系的企业联合体。由此可见，新经济社会学更多地把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组织建构和治理结构来进行研究，从而在现实中，网络组织不仅包括如生产外包网络、商业集团，也包括企业联盟、产业集群等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网络分析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标志性研究方法。

3.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概念最早是由Jacobs(1961)在《美国大城市的存亡》一书中提出的。对社会资本内涵的界定分为结构性解释和功能性解释两种。早期结构性解释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以及网络结构本身所附带的各种现实或潜在的资源，这一观点虽然承认这些资源可能给行动者的行动带来便利，但也认为这些便利仅仅只是特定网络关系以及社会结构体征的可能派生物而已。而近二十多年来，社会资本的功能性解释逐渐成为一种主流分析范式，这主要得益于Coleman、Putnam等学者的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只有在所谓的“相互利益”以及“有目的的行动”中才体现其使用价值。该解释强调社会资本的实质是带有获取回报希望的、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资源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深入研究体现在三个层面: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个体行动者的关系指向特征及自身社会地位状况对其所能获取的社会资源的影响，有Granovetter(1973)在对寻职活动考察时提出的论点即弱关系的强力量，与Lin(1982，1999)的更深入的研究并指出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弱关系本身，而是弱关系所连接的社会资源，弱关系越丰富，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源就越多;在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个体行动者所在的社会网络整体的结构特征及网络间的互动、制约关系对个体社会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尤以Burt的结构洞理论最为著名;而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资本存量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其中Putnam与福山的研究最为典型，如果说Putnam的研究中把信任(一种社会资本)只是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般性生产要素外，那么福山的研究则是首位将经济绩效的国家间差异明确归因于信任水平差异的学者。［7］

综上，新经济社会学的三大核心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首先，从嵌入概念的提出及发展应用过程看，“嵌入”所揭示的恰恰是现实中经济活动的基本事实，即嵌入性概念无非是告诉我们经济生活在其本质意义上仍是社会生活的其中一类，在考察经济行为时不应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而应将其置于所在网络与社会结构的背景中，通过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去研究经济活动的规律与经济生活的本质。而社会网络正是经济生活社会嵌入性的具象，是行动者生存的常态与基本环境。通过社会网络，使个体获得所需情感和物质上的满足的同时，也不断地向行动者施加影响，规范其对行动方案的选择。其次，社会资本孕育于社会网络之中，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载体，是社会资本赖以实现的媒介。更进一步，社会资本不仅仅包括社会关系网络，还包括一些社会结构性资源，如区域文化、规范、信任度、合作度等。

作为经济社会学研究在当代的新发展，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相关学科观点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的。按照Granovetter＆Swedberg(1992)的观点可将其概括为以下三点:［5］ 1.经济行为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行为

“经济人”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建立的最基本的前提之一。这种假设固然为经济学带来了对经济行为分析和预测的精密与便利，使得经济学在众多的社会科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科学的“皇后”，但是毫无疑问，这种简单、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忽视了鲜活的经济现实，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忽视”条件下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结论越来越脱离现实世界的真实情景，因而经济社会学也由此得以产生。社会经济学家认为，个体的心理和动机并不是完全内生、均质或封闭的，而是一定社会环境影响下的产物，社会因素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个体的最大化动机，使其同时也必须符合社会最大化目标，这时经济行动者实际上是以一种社会性的心理与行动去实现一种已被社会化过的经济目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经济行为

都只是社会行为的一种。

2.所有的经济行为均受社会结构的定位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所有的经济行为均受社会结构的定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行为者在社会网络的制约下是完全被动的，而是认为，在分析经济行为时，不能仅仅考虑个体行为者的目标所求，更应从个体行为者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出发，分析行为过程中行为者与网络中其他成员间的互动和制约关系。正是从这意义上说，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受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和定位的，因而网络分析与结构分析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最常运用的研究方法和范式。 3.经济制度来源于社会建构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制度分析是个缺失的内容，它被认为是经济体系之外的、外生既定的、不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而未予考虑。经济学开始关注制度，始于旧制度学派，其后又产生Galbraith、Myrdal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和以Coase、Williamson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新经济社会学对制度的研究与新制度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的差异在于对制度的起源及演进原因的分析上，新制度学派主要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获得灵感，认为制度的产生是经济系统自然选择的结果;新制度经济学则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进行研究，主要从效率的角度来解释制度产生与演进的动力;而新经济社会学则认为，经济制度并不会自动产生以满足经济的需要，它的产生很复杂，应该从社会历史的背景中获得新的解释，进而得出制度是在社会、政治、文化、市场等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社会网络对资源的动员来逐步建构而成的。

在此借鉴Tichy(1998)的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将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分为形成、发展、衰退这三个主要阶段来进行分析。

正统经济学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基于分工及交易的扩展，Smith与young定理试图从规模报酬递增原理及自我积累效应分析集群形成的机理，但是没能回答在存

在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的情况下，集群中的交易是如何能持续下去的。实际上，正统经济学对产业集群形成机理解释的困境主要来源于对行为者动机以及交易行为本身社会属性的漠视。沿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新制度经济学尝试借助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制度来研究经济学问题，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交融搭起了一个平台，它从契约理论与效率的角度对集群的形成进行解析，但由于契约本身的不完全性，新制度经济学对集群的产生的解释也陷入了困境。而新经济社会学则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出发，认为作为一种交易制度安排的产业集群的起源并不一定是制度最优化的结果，它的形成过程具有充分的路径依赖性，而决定这种路径依赖性的恰恰是本地的嵌入性因素，如文化、价值规范、企业家精神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安排的产业集群，它的形成应该是嵌入性网络关系互动的社会建构，社会网络、信任(群体内信任与普遍性信任)是产业集群分工演进、交易扩展的主要动力和治理机制。

产业集群的发展进程主要取决于集群本身的创新能力，其实质是产业集群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与整合的过程。根据集群创新构成，集群创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群内单个企业成员的自主创新行为，二是集群内相关个体协同创新成果在区域内部的外溢，即创新的扩散效应。对产业集群来说，集群劳动高度分工的特点决定了其内部知识的高度分散化特征，而产品的生产又需要知识的相对完整性为条件，因此个体间知识的协整是集群有效生产和创新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对于嵌入于集群内部网络、社会结构及文化价值观之上的区域隐性知识更是本区域的核心战略资源，也是本区域集群创新和发展的重要资源，而隐性知识的传播与共享恰恰又受益于集群内基于信任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互动。因此，新经济社会学关于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核心理论观点，一是认为产业集群究其本质而言，它是一个知识高度分工又协作的网络有机体，其创新的实质是集体性学习的动态积累过程;二是产业集群中的个体通过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造就了区域内浓厚的信任和合作的氛围，促进集群区域

知识的高度交流与合作，从而保证集群区域集体性学习与创新的高效进行。也就是说，本地化的嵌入性是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而由嵌入性所建构的网络与信任则是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主要协调机制。

特定的产业集群的区域文化、价值规范以及社会网络关系在为集群的形成、发展提供各种资源与信息的同时，也可能对集群中个体的交易与创新产生限制，导致集群学习的失败、机制的僵化及创新的退化，使集群被锁定于既有的技术或产业路径，并最终导致产业集群走向衰落。对于产业集群的衰落问题的研究，新经济社会学有别于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与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提出了“嵌入性依赖”的理论。按照Granovetter行动者双重嵌入理论，制度锁定效应产生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结构性依赖与关系性依赖。过度的结构性依赖会导致集群学习的失败，过度的关系性依赖会导致集群交易的失效。在新经济社会学家看来，如果区域的文化缺乏及时更新、区域的关系网络结构失衡，嵌入性同样可能导致区域学习的失败、交易的低效以及创新能力的退化，使得产业集群对外界变化的适应能力下降，进而被锁定在既有技术路径，最终走向衰落。因此嵌入性对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的影响实际上也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寻求经济活动社会嵌入的适度性，在强关系与弱关系之间、本地化联系与全球化联系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保持开放条件下产业集群的健康演进。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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