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1,2010
EastChinaEconomicManagement(Vol.24,No.01)
●中国经济
【DOI】1013969/j1issn11007-5097120101011013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缓慢的原因分析
———基于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的解释
张卫国,祝言抒
(重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具有波动性,我国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表现为城乡生产要素市场之间的“性”和“差异性”,这样的特性制约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两个角度,分析我国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阻碍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机理;为了稳步推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打破生产要素市场的二元性。
[关键词]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10)01—0049—05
TheReasonAnalysisoftheSlowTransformationDualisticEconomicStructuresinChina
———FormanAngleoftheDualityofFactorMarket
ZHANGWei2guo,ZHUYan2shu
(CollegeofEconomicsandBusinessAdministration,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44,China)
Abstract:SincereformandopeninginChina,thetransformationDualisticEconomicStructureshasbeenfluctuant,thedualityoffactormarketreflects“independence”and“difference”,andthesecharacteristicsrestrictthetransformationDualisticEconomicStructures.Formthetwoanglesoftransferringofruralsurpluslaborandagriculturallaborproductivity,weanalysistheprocesswhatthedualityoffactormarkethinderstheDualisticEconomicStructures;forpromotingtransformationDualisticEconomicStructuresinChina,wemusttakeforcefulmeasurestobreakingthedualityoffactormarket.
Keywords:factormarket;duality;dualisticeconomicstructures;ruralsurpluslabor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然而,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逐渐拉大,城乡差异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十六大开始提出“统筹城乡”发展,随后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城乡”的战略意义,并出台了一系列来推动“统筹城乡”战略的实施。统筹城乡的关键或根本在于消除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并非沿着一条平滑轨道在持续转化,而是出现波动、迂回、反复甚至强化的趋势,以“W”型轨迹变动
[1]
一、文献回顾
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提出不
同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对立,即二元经济结构明显,但是在生产要素市场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的前提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渐转移,二元经济结构会逐渐消失。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要素市场二元性为前提讨论二
元经济结构转变对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首先是城乡资本市场的二元性。资本市场的二元性主要是由信贷市场制度的不完全所造成的,其根源在于介入银行等信贷机构,引起各部门的信贷利率和信贷配额并非按照市场规律所决定的,行为的干预导致市场支配失灵。
。那么
弄清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波动性的原因,对于促进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9—06—08
[基金项目]重庆市软科学重点项目“统筹城乡发展中产业布局与产业转移的机制研究”(CSCT2008CE9050)[作者简介]张卫国(1965—),男,安徽芜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区域经济:
祝言抒(1985—),男,安徽舒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转移和二元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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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制定的信贷往往更加有利于现代工业部门,因此大量的资本就不断地流向现代工业部门,而传统的农业部门就会缺乏足够的资本积累,只能依靠土地和劳动力而形成土地和劳动密集型农业,这样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必然强化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其次,对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进行分析。CautamBose(1996)延伸了古典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提出城乡劳动力市场内在联系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关键。LarsLjungqvistf(1995)比较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和工资结构的差异,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比较严重和工资水平的差异较大,特别是由于教育差异所引起的工资差异更加明显,并通过建立模型说明发展教育是破解劳动力市场二元性的基本途径[2]。
我国学者把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缓慢不前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制定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制度的(林毅夫,1994)等;二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不足(郭文杰,2005)等;三是第三产业的不发达(张桂文,2001);四是农业自身的弱质性:自然处境恶化(严瑞珍,1991)、生产力落后(李岳云,2004)、市场竞争力弱(刘艳,
1998)、固定资产利用率低(张忠法等,1996)、生产分工简比较低,生产要素的交易需求小,这就导致农村的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信息市场的欠发达。所以,我国生产要素市场的二元性主要体现在两大市场主体之间的“性”和“差异性”。这里的生产要素市场主要指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
(三)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导致生产要素在工
农业之间的非均衡分配
再来回顾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改革开放以前,在“赶超”战略下,制定了“重工轻农”的战略方针[4],在行为的干预下,一方面,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人才流向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占有农业的资本积累和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来满足现代工业部门快速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城市发展工业,农村只发展农业,在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的控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既无法向城市转移,又无法在农村内部向工业部门转移。农业在无法获得充足的资本积累、技术人才投入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业发展缓慢,但同时现代工业部门在资本和技术人才的支持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使得原本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得到强化。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取消了“重工轻农”的战略,推行计划经济的转变,部分不合理的制度得到放松,农村的农业、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村市场开始盘活,但是我国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仍然存在,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决定了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非均衡分配,在原有工农业发展差距背景下,工业更容易得到各种生产要素,而农业却难以得到促进自身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支持,两者在经济效益方面的差距进一步加剧了生产要素在两部门之间的不均衡分配,这样导致两部门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难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进程缓慢。在我国经济转变过程中,正是由于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的存在引起各种生产要素在两部门之间非均衡分配,从而导致两部门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逐渐形成且难以消除,所以说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阻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单等(高帆,2008);五是城乡要素流动存在壁垒(吴天然,1993;胡彬、孙海鸣,2004)等。这些观点对于解释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无论是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不足,还是第三产业的不发达,都是专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性,而忽视我国农业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农业自身的弱质性并不是农业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3],或者说可以通过其他行为调节可以改变的;三是没有从更深层次去分析阻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所在。
二、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阻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内涵
“二元经济结构”就是指在一个国家中“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且两部门的生产力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现代工业部门”生产力水平较高,经济效益较好,而“传统农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效益较差,由于生产力水平决定劳动生产率,所以“二元经济结构”也表现为两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因此要从根本上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就必须提高“传统农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两部门生产力水平的差距,从狭义的“生产力三要素论”看,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劳动、生产资料的投入,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取决于资本、土地、劳动、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两部门生产要素的投入是生产要素市场的分配机制所决定的。
三、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影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机理
(一)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阻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1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呈现逐年增加态势
(二)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的基本含义
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就是指作为要素市场两大主体的城市和农村,两者之间相互,缺乏联系的深度和广度;城市的工业化水平高,分工发达,专业化组织规范,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频繁,对各类生产要素需求大,这就使得城市的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市场比较发达;相反,在农村商品化和市场化水平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是指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而不会减少农业总产量的那部分农村劳动力。目前测算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有国际标准模型法、耕地劳动比例法、直接计算法、生产函数法等。本文采用从城市化的角度去测算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变化情况[5]。
Ls=(Uy-Us)Rt
其中,Ls为农村剩余劳动力;Uy为应有的城市化水平;Us为实际的城市化水平;Rt为乡村劳动力人口;Uy=23136lnx-94176;x为人均GDP(美元)。此式是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反映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关系的“标准结构”来反映人均GDP与城市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运用上述公式运算我国1990—2005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处于增加状态,从1990年的659718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1198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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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3倍(见图1)。
平,导致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难以得到赏识和提拔,无法获得工作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心理成本。即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差异性”导致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预期收入下降,风险系数、搜寻成本、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的上升,显然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其次,当前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性很强,两大市场主体之间的联系缺乏深度和广度,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非常低,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想到城市找到工作,就必须到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去咨询就业信息,这无疑增加了工作的搜寻成本,显然也不利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最后,农村的土地市场一直处于“睡眠”状态,直到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土地改革,从此农民不但具有土地的使用权,如果在旧的农村土地管理下,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只能放弃或无费用地让别人经营,总之承包的土地无法通过转让、流转等方式获得正常的土地价格,所以他的机会成本较高。
综上所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降低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预期收入,增加了搜寻成本、交易成本、心理成本,农村土地市场的落后增加了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可以说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二元性降低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预期净收入,阻碍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如图3)。
图1 1990—2005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变化情况资料来源:1991—2006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1我国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的预期净收入
刘根荣和王培根(2006)都运用成本—收益法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分析
[6]
,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分析生
产要素市场的二元性是如何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预期净收入S=预期总收入TR-预期总成本TC,TR=(1-β)(H),β代表风险系数
(工资拖欠或被拒付的概率),H代表人力资本水平;TC包
括工作搜寻成本(C1)、时间机会成本(C2)、城乡生活费用差异成本(C3)、交易成本(C4)、心理成本(C5)、社会成本(C6)。函数表示收入与H成正比,C1与劳动力转移的交通路线L正相关,与人力资本水平H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β1负相关,C2与工农产品相对价格P1、土地价格P2和农业税费T负相关,C3与城乡消费产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P3成正比,C4与人力资本水平H成负相关,C5与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受到的公平程度α成负相关,社会成本
(二)生产要素市场的二元性阻碍我国农业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
11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加主要依靠劳均资本存量的
主要是指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作,他们的子女和长辈留在农村,得不到细心的照顾,会影响到他们上代人的生活和下代人的发展,将两代人带到城市要承担高额的教育成本和抚养成本,因此C6与城乡教育体系β2和社会保障体系β3一体化程度成负相关。所以:
S=(1-β)(H)-(C1+C2+C3+C4+C5+C6)=
(1-β)(H)-[φ1(L,H,β1)+φ2(P1,P2,T)+
φ3(P3)+φ4(H)+φ5(α)+φ6(β2,β3)]
显然,当S>0时,剩余劳动力才愿意转移到城市去工作,否则,他们会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下面接着分析要素市场二元性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预期净收入的影响。
首先,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极不发达,相关配套服务(培训、法律咨询等)更不完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一,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的推行,农村人口的教育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义务教育阶段所学的都是基础性知识,难以应付实际工作需要,同时农村的劳动力市场极不发达,对劳动力进行短期的培训和教育的机构极少,剩余劳动力所能得到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获取现代社会生存必备知识(计算机、英语等)的机会较少,所以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不发达导致剩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H难以提升,H越低导致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预期收入越低;第二,人力资本水平越低,加上农村信息市场的不发达,劳动力往往难以直接快速地获得就业信息,而是要通过城市中介机构才能得到就业机会,这无疑会增加工作的搜寻成本;第三,人力资本水平越低,对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了解较少,常导致处于信息劣势的地位,当受到工作单位蒙骗和歧视时,不会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所以导致风险系数和交易成本的增加;第四,人力资本的低水
增加,而资本生产率的贡献度为负。
高帆(2008)从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的农业生产率,劳动生产率(Q/L)取决于土地生产率(Q/
[7]
A)和劳均耕地面积(A/L)。如果更进一步考虑,土地生产
率的提高依赖于化肥、种子、农药、机械等生产资料投资。因此可以认为,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资本生产率(Q/K)和单位耕地面积的资本额(K/A)。用数学的关系式表示上述关系为:
Q/L=(Q/A)×(A/L)=(Q/K)×(K/A)×(A/L)=
(Q/K)×(K/L)
即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劳均资本量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按照高帆所提出的静态和动态情况下分别分析土地生产率和劳均耕地面积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的方法,我们分析了资本生产率和劳均资本量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
令M=Q/L,R=Q/K,S=K/L即M=R×S,在静态情况下,lnM=lnR+lnS,lnR/lnM和lnS/lnM分别代表资本生产率和劳均资本量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在动态情况下,m=Mt/Mt-1-1,r=Rt/Rt-1-1,s=St/St-1-1,则m
=r+s+r×s。其中K是代表农业资本存量,L是代表农业
的从业人员,Q是指农业的国内生产总值。
根据相关数据分析,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在27年间增长了3倍的水平;农业资本生产率基本处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之下,且变化起伏,1998年之前缓慢增长,此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2006年时,资本生产率水平只是1980年的1118倍;农业人均资本存量也在持续增加,在此期间增加了2156倍。从静态贡献度来看,资本生产率贡献度基本为负(除前3年),平均为-7%,人均资本存量贡献度为正,平均为107%,由此说明目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从动态角度来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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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前,资本生产率贡献度为正,此后为负,平均值为-35134%,劳均资本存量的贡献度的变化情况正好相反,平
均值为139168%,两者交互的贡献度平均值为-4134%(见图2)。
他们的“保护神”,即使有转让的需求,农村土地制度也给这种“转让”需求带来阻力,因此可以说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的二元性阻碍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使得农业生产仍然处于“小农时代”,如果实现规模化经营(在规模经济范围内),那么流动资本(化肥、农药、工资等)占总资本的比例将会提高,即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的二元性阻碍的增加,影响了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这可从蔡月详(2003)通过跟踪调查浙江10个村庄分析得出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资本利用效率有所提高的结论中得到验证[9]。综上分析,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二元性都使得资本周转速度减缓,阻碍农业资本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图3)。
图2 1980—2006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
资本生产率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资本存量数据来自于糜韩杰(2008)以1980年为基准估计的数据[8],就业人口数据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数据(1980年不变价)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计算得出的。
21我国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减缓农业资本的周转速度,
从而阻碍了农业资本生产率的提高。
经过上述分析,我国农业的资本生产率比较低且增加缓慢,必须强调在农业资本生产率提高基础上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这样的结果与学者(张忠法,李文,1996)等普遍认为农业的资本利用效率低下是相吻合的。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资本生产率与资本周转速度是直接相关的,资本周转速度越快,资本的生产率越高,资本周转速度又取决于资本周转时间和资本构成,资本周转时间越短,资本周转速度越快,资本构成中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比例越大,资本周转速度越快,当然资本周转时间又包括生产时间和流动时间。用数学公式可以表示为:
q=f(t1,t2,α)
其中,q代表资本生产率;t1代表生产时间;t2代表流通时间;α代表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比例;q与t1,t2负相关,而与α正相关。
首先,生产时间包括劳动时间、自然力时间、原材料时间和停工时间,由于金融市场和技术市场的二元性,农村的金融机构匮乏,支持农业发展的金融机构更是极少,农民到城市金融机构去借贷或融资会受到排斥和歧视,所以难以获得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改进生产技术和方法的资金支持,同时城乡技术市场相互,不能相互作用,农村技术市场非常落后,工业技术的发展难以在农业上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导致农业技术发展缓慢,技术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贡献小,所以金融市场和技术市场的二元性阻碍了我国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方法的改进,增加了农产品的劳动时间,妨碍了运用新的耕种方法和技术缩短农产品的自然力时间。
其次,流动时间包括购买和销售时间,信息市场二元性决定了我国农村处于消息闭塞地带,农民对市场信息了解甚少,无法了解市场的供需情况,往往难以找到合适的销售渠道和途径,导致农产品积压,延迟了销售时间。
最后,劳动力市场二元性阻碍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那么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就必须来自农业生产,所以土地成了
图3 我国生产要素市场二元性影响二元经济结构
转变的机理过程
四、打破生产要素市场的二元性,推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平稳转变
(一)加快发展农村劳动力市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极不发达,且相关服务体系建设十分不完善,使得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不稳定性、短期性、无序性和盲目性。为了推动我国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逐步取消农村户籍制度,从中小城市开始,逐渐放松城市入户的制度障碍,消除农民和市民在“身份”上的差异,增强农村劳动力转移信心[10]。
其次,建立融合就业服务、技能开发服务、劳动法律咨询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劳动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农村的劳动力市场主要以劳动中介组织为主,形式单一,服务体系不完善,劳动中介组织只能为就业者提供就业信息,但不能完全满足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因为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低下,法律知识匮乏,容易导致他们在城乡就业之间徘徊,如果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得到适用的技能培训,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后顾之忧”得到有效解除,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预期收入,降低预期成本,必然能够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第三,由于传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途径主要依靠“裙带关系”的推荐或介绍,短时期内还难以适应市场化的劳动力转移途径,所以在建立完善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初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市场建设应该以计划为主,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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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为辅,部门应该加快建立农村劳动力中介服务机构、培训机构、社会保障机构等部门,逐步打通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服务机构———城市就业通道,同时需要积极引导市场力量来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并随着市场发达程度的不断提高,力量逐步减退,增加市场力量,完成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最后,逐步加强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促使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渐遵守统一的市场规则、纳入统一的市场运行,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运作。
“金融支持”,由“计划型”转变为“市场型”,并加强支持工农业发展金融体系的融合与统一。
(四)构建农村信息服务网络体系,拓宽农民
的信息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完善,开发了大量的农业信息数据库,约占世界农业信息数据库的10%,建设了大量的农业网络信息,包括涉农网站约7000家,全国43%的县拥有自己的信息服务机构等。由于农村的信息服务渠道闭塞,这样充足的农业信息难以真正为农民服务,出现了信息到手“只差一公里”的现象。为了提高农民使用农业信息的效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快农村网络硬件建设,如农村的互联网建设、手机信息覆盖建设、有线数据电视建设等,同时为农民培训如何利用因特网、手机等查询所需信息;第二,组织社会力量和学生组织向农民宣传农业、就业等信息服务的数据库、网站和语音服务热线,使农民真正了解丰富多彩的信息渠道;第三,加快完成城乡信息系统的对接工程,建设城乡信息一体化平台,统一城乡信息渠道,促进农村和城乡的信息共享和交流,提高信息的利用率。(二)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农业规模
化经营
我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转让权和所有权;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除非放弃土地的耕种。这种土地制度不利于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同时也不利于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因此必须加快执行《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户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其次,借鉴城市土地市场发展和运行的经验,加快发展和完善农村的土地市场,加强城乡土地市场的互动,促进城乡土地市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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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农业财政金融支持,提高农业的技
术水平
由于农村经济效益低下和城乡金融的差异,农业得到的财政和金融支持较少,据统计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中有240513亿用于农业事业,仅占全部财政收入的712%,其中用于科技三项的费用只有1919亿,仅占全部农业财政支出的018%,金融机构对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为01059%。缺乏财政和金融支持的农业难以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和技术水平的突破,因此必须重视农业发展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增加对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农业技术开发和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比如设立农民培训专项财政预算,给参加培训和学习人员给予财政补贴;以财税优惠,引导金融机构为“三农”服务,解决农户贷款、农业生产贷款、农产品流通领域贷款难问题;增加资金投入,鼓励技术企业、大学和专业研发机构从事农业技术开发;逐步完善农村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实现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除此之外,应该逐渐建立和完善支持农业发展的金融体系,使得支持农业发展由“财政支持”逐步转向
[责任编辑:余志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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