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

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论文

浅析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

主考学校：武汉大学

专 业：行政管理专业

指导老师：刘杉

考生姓名：陈威

工作单位：湖北移动

2011年10月10日

【摘 要】我国的社会分层以改革开放为重要分界线，改革开放前因社会经济的落后和不发达，社会分层的突出特征是身份制的制度体系，强调“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的改变，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社会分层结构发生显著分化，身份制为特点的政治分层弱化，以经济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分层结构成为主体，但随之而来也给我们的社会发展打来很多突出问题，有待探讨和深入解决。

【关键词】阶级 阶层 社会阶层结构 政治分层 经济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的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

晰化，以经济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1。

一、改革开放前社会分层的突出特征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这种社会关系模式，被费孝通老先生称为“差序格局”2。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格局，或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模式，它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内涵。“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一种对社会中的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的关系和地缘的关系之所以能占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根本的原因是在于，社会中的那些最为重要的资源正是按照这两个基础，特别是血缘的基础来进行分配的。财产是依照血缘关系来继承的，生产和消费是以家庭来进行的，合作的形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和以地缘为基础的邻里，交换基本上是以地缘为基础实现的。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形成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权威性，形成了个人对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依赖与效忠。而1949年之后，稀缺资源配置制度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就是用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取代了过去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配置制度。在社会主义的再分配中，国家垄断了社会中几乎所有重要的稀缺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而且也包括就业和得到权力、威望的机会)。国家机构对稀缺资源的垄断和再分配，直接造成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能够支持传统的“差序格局”的资源被剥夺了。当家庭的财产仅仅剩下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的时候，家长的权威就削弱了;当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不再能够向人们提供利益的时候，特别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主要不是来自这里的时候，其重要性无疑就会迅速下降。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可以说，所拥有的资源的被剥夺，对于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来说，起到了一种釜底抽薪的作用，这种作用比起口诛笔伐的意识形态批判来说，要更为有力得多。二是国家利用这些资源得以构筑一种新的组织框架，以重组社会。这种新的组织框架既是向社会成员进行稀缺资源再分配的机构，又是构造新型的社会关系的基础。

因此，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分层最突出的特征是身份制的制度体系。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社会还基本上是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在将阶级体系打碎以后，财产分层的地位下降，因而身份分层的特征就更为突出了。这种以身份制为核心特征的制度具体表现在：

(一)城乡户籍身份制度。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奉行着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将人们分为两类：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户籍身份的改变是极为困难的，他们极难进入其他身份群体。严格的户籍制度造成了我国城市与农村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差异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分层。城乡分割的户籍身份制度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没有流动的自由，这就将中国人口中的最大一部分人的劳动生产、社会活动积极性束缚住了，事实证明这是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二)群体身份制度。1978年的改革以前，我国城市中的就业者，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社会身份群体：干部与工人。一般说来，干部编制的待遇要大大优于工人。因此，绝大多数就业者都希望被列入干部编制。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被划为工人身份的人来说，他们是很难转入干部身份的，其难度并不亚于从农村户籍身份转变为城市户籍身份。这种干部与工人身份的区分，在一个财产分层已被打碎的社会中起到了维持社会分层与社会秩序的作用。不过，由于社会流动的渠道过于窄小，作为城市就业主体的工人，其积极性与活力都受到了较大的阻碍与束缚。

(三)干部的身份制度。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身份制分层体系中，干部的分层是一个核心内容。这就是说，以干部或级别垂直分层作为全社会分层的基础与主线，并由此派生出全社会的分层体系。为什么会如此呢?大致有以下五个原因：第一，干部的“级别”分层成为其他社会分层的基础。1956年，在颁布干部级别和工资分层标准时，就以这些标准为模本对其他机关、团体和社会体系做了等级分层。第二，我国的计划经济大大强化了这种社会结构。第三，我国较单一的经济成份，使得干部的工资收入分层有可能成为社会财产、收入分层的本位体系。第四，与干部的工资级别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的福利、待遇、服务等制度。第五，当时社会上权力分层、声望分层、收入分层三者高度一致的情况也大大强化了官本位制本身。因之，这种以干部分层级别作为全社会分层基础的制度，自50年代中期形成后，一直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分层制度。3

(四)单位身份制度。中国城市中的就业者大多隶属于某一个工作单位。工作单位对于一个人是十分重要的。单位内部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小社会”，不同单位实际上是不同的小社会。不同的小社会之间差异很大，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身份群体。中国的一些特殊制度(如“铁饭碗”制度、住房制度、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制度)也加强了这种单位身份的。由此城市就业者就有了一种“单位身份”，不同单位之间，在资源、地位、声望等方面的差异也就被赋予到了各单位工作人员身上。

社会成员的地位差异是由三种最基本的次级制度化结构所分割的结果。这三种次级制度化结构是“身份制”、“单位制”、“行政制”，它们之间相互交叉，共生共存，具有一定的系统性。4

1、“身份制”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均依制度化的规则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群体。这种地位

3李强：《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之变迁》，[北京]《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3期 4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4-105页

规则界限明确，一般不能由个人根据个人意愿自由更改，甚至有的是与生俱来的，在人的一生中若无特殊情况不会变化。其社会表现为所有社会成员都分别具有“干部”、“工人”和“农民”三种不同的社会身份。每个社会成员在若干地位特征获取上的差异，首先体现在身份上，因此使得社会分层结构及社会成员的地位实现呈“刚性”特征。5

2、“单位制”即指我国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的地位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与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单位的关系，包括社会成员的单位化程度及其所属的单位类型。所谓“社会成员的单位化”是指社会成员被组织到程度不同的单位之中，社会普遍单位化，社会资源的分配也随之单位化了，以致个人不可能大量占有重要的社会资源，而只有进入某一单位，将个人单位化，才有可能分享某些社会资源，才具有占用由国家代表社会控制的社会资源的合法权利。在这一制度安排的背景下，单位化程度(如单位级别)不同，必然会造成因个人单位地位上的差异而形成的个人地位差异。这种个人地位差异，不仅体现在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收入、福利、劳保、医疗、住房等的“生老病死”方面，而且也连带涉及到单位人的家属，如在子女入托、医药费等方面的差异。单位成为人们社会权力的重要来源，由此形成的权力对人们的社会地位差异具有如此显著的意义，则是我国社会中“单位制”的特殊作用。6

3、“行政制”是指“行政关系和行政地位在相当普遍的社会范围内成为人们社会地位及其关系的结构性基础，致使权力成为标志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外显特征之一”。7行政关系和行政地位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这是现代化社会结构及其科层制——权力依职能、职位分工和分层，并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管理方式和组织体系8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但在我

5王颖：《社会转型的层级结构分析》，载陆学艺、景天魁主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174页 6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第140页

7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第140页 8李路路：《官僚制》，《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国社会中，由于单位与国家和社会资源的特定关系，却使得科层制组织特有的行政关系和行政地位随普遍的单位化而泛布于整个社会。社会成员因其在行政关系和行政地位体系中的位置不同，与资源的关系不同而形成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行政制”的普遍存在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行政隶属关系。任何单位都有自己的行政隶属关系，并最终对口归属于国家行政部门，作为其行政管理的直接对象。二是单位行政级别。几乎所有的单位组织，无论其大小、类型及功能，都因其行政隶属关系而在国家统一规定的行政序列中被分配有一定的位置，即具有某种行政级别。三是个人行政级别单位成员地的行政化，即社会资源与行政体系的紧密相关，使得个人行政级别与其地位等级发生直接联系，个人得到了相应的行政授权，就获得了某种社会地位。行政授权的普遍化，将原本是狭窄的政治或行政权力扩大到全社会的范围，使之成为普遍的地位特征。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9在传统社会分层结构向现代社会分层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对每一个个人来说，社会流动日益开放，机会日益均等，公平竞争成为主要的社会流动机制，能力主义准则取代身份主义原则，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依据。综观这一变迁过程，可以发现：

1、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同时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也在分化。

2、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出现，并且正在不断壮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以中间层为主体，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不再是金字塔型，而是橄榄型，社会大部分成员处在中等和中上层地位，只有少数人处于高层和较高层，而处于最低层的人也是少数。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向上流动，为社会中间层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条件。

9马克思恩格斯：《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年版，第11页

3、掌握或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4、现代化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成分已经具备。

5、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

6、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已经出现，正在逐渐取代传统流动机制。10

二、改革开放后社会分层结构的特征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候政治地位比经济地位重要，人们之间有较大的政治地位差异，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功能，政治斗争激烈，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地位的重要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地位的重要程度却大大上升。

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从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换言之，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转变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新。同志于1978年12月13日作了相当于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指出：“在经济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11讲话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成为启动中国改革最初的动力之一，也成为转变社会分层机制的重要力量。该在转变分层机制方面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功能。

10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11：《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2页

首先，这是关于社会分层和社会公平基本原则的重大变革。1949年以后，国家的基本导向是寻求经济上、财富分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均等化。从理论上看，这属于“结果公平”的原则，即认为只有在经济资源分配的结果上，人们得到了大体上相近的份额，这才是公平正义的。如果人们得到的结果很不相同或者差距很大，不管是什么原因，那都是不公平的。而三中全会启动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从理论上看，属于“机会公平”或“程序公平”的原则，即认为，结果的均等化并不是真正的公平。因为，付给贡献大的和贡献小的人一样的收入，那反而是不公平的。真正的公平正义应该是给人们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设立平等的竞争程序。这样，虽然在经济收入的结果上人们得到的不一样，但是，让贡献大、付出劳动多、有竞争力的人多得一些，让贡献小、付出劳动少、低竞争力的人少得一些，符合“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这才是公平的。所以，1978年12月13日的讲话，是共和国在公平正义理论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正是这样的变革最终导致了社会分层机制的重大变迁。

其次，“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是一种作为基调的、最为基础的，以它为基础形成了一组群，在这组群的作用下，最终改变了社会分层结构。这也体现了在中国场景下，变量给予分层结构重大影响的特点。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主导型社会”，即政权机构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重大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上，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局面，对于全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甚至可以改变社会分层结构。

最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是每一个老百姓最容易理解的改革内容。我国的改革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涉及到了党政军民学的各个方面，但是，最让老百姓体会深刻的、与老百姓过日子联系最密切的，还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这一尤其与改革以前形成了强烈反差，过去的是批判个人致富，改革后的是鼓励个人致富，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争取多收入、争取早致富

成为广大老百姓最为现实的奋斗目标，所以，这项对于在亿万老百姓中启动改革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这一“基调理论”的指导下，出台了一系列的原则和具体，最终改变了原来的政治分层机制，塑造了新的经济分层机制。这些具体的内容十分广泛，下面仅列举其中一些方面为证。

在农村方面，从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从事家庭副业，鼓励和扶持农民增加个人收入，到后来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最终形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较重要的文件包括：

1982年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纪要》，提出了推行包产到户；1983年一号文件，鼓励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家庭经营，鼓励农民承包果树、林木、荒山、荒地；1985年一号文件，提出放开农产品价格，推进商品市场。在城镇的方面，从1980年开始，企业普遍地实行了奖金制，开始了“打破大锅饭”的试验，取消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鼓励多劳多得，计件工资、承包制、包干制等在企业中流行起来。在改革的形势下，逐步形成了企业的工资奖金由企业自行决定的机制，不少劳动者、工作人员从奖金中获得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基本工资。同时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适当发展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承认雇工的合法性，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由此，中国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此外，对外开放，大力引入外资、外企，三资企业经济所有制的变化和就业方式的变化，也成为分层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转型以后，到了90年代，经济分层的机制已经基本稳定了。几乎所有的经济都是更加促成经济分层的。比如，在所有制方面，鼓励多种所有

制并存，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又如，在收入分配方面，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即个体经济收入、利息股息红利收入、资本收入都是合法的。中国党的文件明确提出：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20世纪90年代初期，自同志南巡后，中国的改革大大加快了引入市场经济的步伐。具有重要标志性的变量是：1992年10月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导致资源在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人群中配置的数量、内容和方式均发生重大变化。仅以土地资源的配置为例。自1990年第55号令《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规定条例》和1992年建设部第22号令《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管理办法》实施以后，我国城镇土地的出租、批租就合法化了。从此房地产业迅速发展起来，而在社会分层中的富有集团房地产集团和房地产商业也迅速成长起来。房地产市场化以后，房产和地产资源的配置与过去分配房屋时期资源的配置有了本质的不同。城市住房改革中最为核心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以后房地产商才能够占有土地，然后才能盖房子。说是房价，实际上大部分是土地价格。新世纪以来城市住房价格暴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价格暴涨的结果。那么，高涨的土地价格的收益被谁拿去了呢？根据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韩俊的报告：土地增值收益的40%～50%被各类城市房地产公司、开发区、外商投资公司拿去了。所以，新的资源配置的机制在塑造着新的社会群体的分层。除了土地以外，其他一些资源诸如：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资源、一些矿产资源、医疗资源等等，在90年代急速的市场转型中，也都出现了类似的配置倾向。新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的法律和法规进一步固化了业已形成的经济分层机制，比较重要的法规如2007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十分详细地阐释了法律对于国有、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所有这些法律、法规成为新的经济分层的制度保障。

总之，改革以前和以后，中国社会分层的机制和内容有本质的不同。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分层十分明显，人们的地位高低不是由经济因素决定，而是由政治因素决定。而在市场引入以后，政治因素作为地位差异的区分标准逐渐弱化，经济分层取代了政治分层。这应该是改革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的社会，是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的和谐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走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道路，但是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所导致的利益调整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不平等，出现了多种层面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分拉大的现实。同时在富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国产私有、卖官鬻爵等等一系列非正常暴富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保障、表达渠道不畅通，社会强势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导致整个社会对国家政治现状的强烈不满，造成了全社会对整个现代化的“预期值受挫折”，更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和原动力，而这些热情和参与是带有相当“非理性化”或者破坏性意味的。如果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有效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创造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那么将势必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影响到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三、积极应对社会结构分层变化，努力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

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创造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它将继续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然而，要将这种推动力和发展趋势转变为现实的中国政治发展，则需要党和国家以及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为适应阶层分化的趋势，积极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必须要将这种良好发展的格局持续的延续下去。

1、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过渡到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积极创造条件。

目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尚未形成与一个稳定的现代社会相适应并且为人类现代社会发展所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在这一点上我们整个社会已经达成了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采取一定措施，积极促成社会阶层结构由现阶段的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首先，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促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的平等的发展。在新时期新阶段要继续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和第三产业，加速城市化（城镇化）进程，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努力扭转东西部、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扭转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打破造成垄断行业和暴力行业的过高收入壁垒，通过产业和法律法规等措施为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地发展动力和资源；其次，应当从政治上培养、扶持中间阶层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使这个阶层真正成为未来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核心力量。中间阶层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是“既存秩序的新的社会基础”。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已经产生，但尚未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体力量，因此我们要从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促进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角度和政治高度看，应扶持和培育中间阶层，促成其壮大和发展，逐步形成在社会阶层结构上，贫困阶层和最富裕阶层总量减至最少数，中间阶层占绝对优势的格局。

2、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增强政治沟通、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政治沟通是指对政治信息的接收、选择、储存、传送、分析和处理的过程，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影响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的过程，两者与民主化和政治稳定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一般认为政治沟通与民主化和政治稳定成正相关的关系，而政治参与和民主化成正相关的关系，与政治稳定是否正相关则取决于政治体系的承载能力

与创新能力。政治系统理论认为，一个政治系统只有不断地和外部环境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也就是说保持政治系统的开放性，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与成功，而这个交换就是通过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过程来进行的。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的整体转型，阶层出现了分化，阶层分化首先是利益的分化，各阶层都有着强烈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愿望，这时就需要各政治主体之间进行大量的、迅速的、高质量的、“生动活泼”的交换活动，才能达到“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了积极适应这一要求，就要对现存的政治沟通和政治参的制度、渠道、形式、结构进行优化和重新建构。首先是要完善和拓宽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积极探索在现有政治架构下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使这些机构发挥应有的技能和优势；其次要发挥各种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以及各种行业协会之类的非、准组织的作用，在广大农村地区则应当极力推行村民自治、乡村自治，使基层民主得以切实实现，使基层问题在基层得到合理解决，防止基层小问题影响国家大战略；第三要建立起决策听证制度和广泛的征询群众意见、专家意见，信息要公开透明，公共信息及时发布，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积极性，改变过去关起门来搞“统治式”封闭式的管理模式，树立开放的开明的新型管理模式；第四，要积极发挥现代新闻媒体（电视、网络、广播、报纸、新闻媒体等多种媒体）在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中的作用，使新闻媒体真正发挥上传下达的作用，既成为“党和国家的喉舌”，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喉舌”，真正成为和民众实现有效沟通的桥梁。

3、积极创造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营造理性、和谐、宽容的政治文化环境。

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模式。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力”贯穿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方向和作用的强度都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当前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社会政治文化建设，把它作为一种系统工程来实施，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十分重视政治文化建设同时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的实施，出现了前面所描述的社会阶层分化的重大社会变局，而且在社会分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差距问题和新旧阶层“政治社会地位不一致”问题，加上我们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心理适应问题，使我们社会近年来广泛弥漫着对国家和社会某些方面不认同现象和政治离心力加剧的倾向，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多，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影响到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我们知道，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最根本的是要依赖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在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还更应该建立一种理性的、合作的、开放的、宽容的、具有建设性的政治文化氛围，通过全社会公民的共同有效参与，通过发挥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积极稳步的推进各项改革，切实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民众心理失衡，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民众关系，打击违法犯罪和社会丑恶势力，打击企事业单位贪污腐化、奢侈浪费、骄奢淫欲的恶劣行径，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社会关系，扭转不符合社会主义风尚和人类文明的社会风气，真正做到“政通人和”、“社会和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李强：《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之变迁》，[北京]《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3期

[4]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李路路：《官僚制》，《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6]王颖：《社会转型的层级结构分析》，载陆学艺、景天魁主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