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红色大姐”的教育“子女”观

作者：罗元生，梁璇璇

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9年第11期

罗元生，梁璇璇

作为共和国第一代老家、老，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邓颖超等几位“红色大姐”都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儿女，但她们却用一颗慈母之心呵护着众多的不是自己亲生的“子女”。既关怀备致，又严格要求，展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家的高风亮节和大爱情怀。

1、邓颖超严格十条家规

1925年，邓颖超在广州与周恩来结婚。婚后第二年，邓颖超怀孕了，她满怀喜悦，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十分高兴，夫妻俩憧憬着幸福的将来，希望孩子快快降生。

然而，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政变，许多及群众被蒋介石逮捕，惨遭杀害。广州自4月15日开始大规模搜捕。而此时邓颖超正在广州市西关长寿西路的一家德国教会办的妇产医院分娩。孩子三天三夜生不下来，母子生命受到威胁，医生不得已，只好用产钳夹住婴儿的头颅硬拖出母体，孩子生下后就夭折了。

躺在产床上的邓颖超顿时感到撕心裂肺的巨痛。这种悲痛，只有做过母亲的人才会真正体会。孩子，就这样没了。

这时，党组织派人到医院通知邓颖超，蒋介石叛变，军警正在广州城内到处搜捕她，要她赶快转移。怀着失子之痛，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邓颖超化装逃了出来。

失去孩子，邓颖超十分悲痛。由于生产时难产，身体极度受损，加上又马不停蹄地辗转外地躲藏，留下病根。邓颖超，永远丧失了生育的能力。

周恩来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兄弟多，子侄晚辈多。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派人把弟弟周同宇从天津接到了北京。刚到北京的时候，周同宇身体有病， 孩子多，生活负担比较重，邓颖超与周恩来商量后，决定帮助周同宇一家。她把周家的3个孩子，12岁的秉德、7岁的秉钧和5岁的秉宜接进了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工作忙，教育孩子们的任务就落到邓颖超身上，几个孩子被分别送进了寄宿制的八一学校。

暑假到了，西花厅住进了七八个孩子，除了秉德、秉钧和秉宜外，还有卫士长龙飞虎的2个孩子，秘书张元的3个孩子。活蹦乱跳的孩子们玩到一起，什么也不顾，可热闹了。为不影响周恩来，邓颖超想了一个办法，她把孩子们编成假期活动小组，由大孩子做组长，负责管理弟弟妹妹。还让孩子们制订出假期学习、活动计划。他们每天一同起床、做操、吃饭，一同做

假期作业。按照计划，他们每周还要做一次劳动，任务是把西花厅前院的花廊和亭子打扫干净。

孩子们活动有规律了，西花厅也变得安静起来。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生活井井有条，邓颖超直夸他们是爱学习、爱劳动的好学生。

邓颖超像慈母般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孩子们的成长。

邓颖超疼爱孩子，但要求上从不降低。在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展板上，醒目地写着“周恩来的10条家规”，邓颖超更是坚持落实到位。家规中要求包括：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等。

这10条家规，是周家晚辈根据周恩来、邓颖超平时对他们的教育总结出来的。家规尽管没有写在纸上，却写进了后辈们心中。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孩子，他们没有亲生孩子，但他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像普通家庭一样。周恩来、邓颖超以父母慈爱之心，去关心、爱护的后代。

1937年，16岁的孙维世独自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年龄太小，没有同意她的要求。

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被周恩来遇见。周恩来看到她哭得伤心，一经查问，才知道她是老战友孙炳文的女儿，于是马上把她带进办事处。不久，邓颖超就派人把她送到延安，并写信给她的妈妈任锐，愿把这个孩子当作他们自己的女儿。此后，他们所给予孙维世的关怀，远比父母所能给予孩子的多。

参加南昌的25师党代表李硕勋是在1931年被捕遇难的，烈士的夫人赵君陶（赵世炎的胞妹）那时也带着孩子关在牢中。直到1939年，周恩来、邓颖超得知住在成都的亲戚家中后，才得以把他接到重庆，后又送到延安学习。1945年11月，被分配到前方工作，那时他已，邓颖超勉励他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还送他一床延安出的毛毯。1983年6月，被任命为副后，邓颖超已八十高龄还专门到他办公室谆谆嘱咐：“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

其他如蔡和森的孩子蔡博、钱壮飞的孩子钱江、钱一平等，都是周恩来、邓颖超将他们找到并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始终给予关怀的。

不但烈士的子女，一切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过的小鬼，都曾感受过他们慈父慈母般的亲切关怀。

2、康克清不给孙子买玩具

朱德一生有过4次婚姻，但只有一子一女。康克清虽然没有亲生的孩子， 却把朱德与前妻生的孩子看作比自己亲生的孩子还要亲。

老儿子朱琦1916年出生，出生时朱德发现他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便给他取名叫“保柱”。朱德一直把朱琦放在四川老家抚养。红军到达陕北后，朱德十分想念儿子，周恩来得知后，亲自派人把朱琦接到延安。这时，朱琦已经是20岁的小伙子了。

1944年，朱琦与同在抗大七分校工作的赵力平相识并相爱。康克清听说朱琦谈了女朋友，非常高兴，多次托人促成两个年轻人的婚姻。

1946年3月，朱琦和赵力平喜结连理，红娘是彭绍辉将军。康克清特地请来了喜欢成人之美的贺龙元帅当了他们的证婚人。1948年，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当机车司炉，一干就是3年。妻子赵力平在银行工作。后来，朱琦夫妇双双调往天津。1950年，赵力平怀孕回北京休假，康克清高兴地跑前跑后，上街为孙儿挑选衣服和生活用品，多次嘱咐赵力平：“要注意营养，卧床要侧卧，眼睛一定不可以直接看太阳。”第二年元月，孩子降生了，朱德给孙子取名叫“援朝”。

五一节就要来了，在朱德和康克清的一再敦促下，朱琦把 3 个多月大的援朝从天津带到了北京。援朝的到来，使得家里像过节一样热闹。康克清一把接过孙儿，越看越爱。

一年后，朱琦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朱德又给孙子取了个名字叫“和平”。和平刚满8个月，又被爷爷、奶奶接进了中南海。没多久，朱德把四川老家几个兄弟姐妹的孩子也接到了北京。孩子中，最大的十多岁，小的才五六岁。孩子们一来，本来很安静的家顿时变得热闹起来。她安顿好这些孩子的食宿之后，又为他们一一联系了入读的学校。

康克清每天都要到全国妇联机关上班，下班回家，她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望几个孩子。她常常亲自给孩子们洗澡、换衣服，往往累得一身大汗。

几年后，女儿朱敏的孩子健健、沃沃陆续出生了，朱老总和康克清把外孙也接到了中南海。这样一来，家里的孙子、外孙、侄孙们聚在一起竟有十五六人之多，每次吃饭得开两桌，家里简直成了一座“儿童大乐园”。

康克清虽然疼爱孩子，但对他们的要求却很严格。

孩子们上小学的时候，朱德就要求他们学洗衣服，在生活上要能自理。爷爷下达了指示，奶奶便组织实施。星期天早上，康克清叫上孩子们，在自来水龙头下学洗自己的小手绢、小袜子。开始，几个孩子听说让他们学洗衣服，劲头很大。可是洗着洗着，就不想干了，马马虎虎，把小手绢在水里一打湿，就说洗干净了。康克清看见孩子们偷懒，便定了一条规矩：“以后如果我再发现有谁的小手绢洗不干净，就打谁的手心。”

援朝、和平上小学的时候，喜欢上了画画。为了鼓励孩子持之以恒，学好绘画，康克清对兄弟俩说：“学画画，是件好事，也是件苦事。希望你们一定要认真学。如果将来你们的画能够入选学校的画展，我给你们一人买一件玩具。”

一件玩具，对援朝与和平来说，太具诱惑力了。兄弟俩狠下功夫学画，绘画的水平有了很大进步，双双入选学校举办的画展，并且还得了奖。那天，从学校回来，一进门俩兄弟就抢着向康克清报喜：“奶奶，奶奶，我们的画在学校的画展上都获了奖！”“奶奶，奶奶，您快去给我们买玩具！”

听说孙子获了奖，康克清又喜又愁。喜悦之情自不必言说，愁的却是买玩具这事不好兑现。康克清想，如果只给两个孩子买玩具，还有那么多侄孙怎么办？他们会不会觉得奶奶偏心？要是给每个孩子买一件，一件玩具最少也要十多元钱。十多个孩子，可不是个小数字。她左思右想，最后便采取了妥协的办法，给援朝、和平一人买了一本日记本，作为纪念。

可是在孩子心中，日记本不能替代玩具，图画看完了，他们又来找奶奶扯皮，说本子不是玩具，只能写字，不能玩。

康克清被孙子缠得实在是想不出好办法了。正在这时，朱德出来解围了。他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对两个小孙子说：“这样吧，我给你们俩的本子上写几个字好不好？”

援朝、和平看到最有权威的爷爷也不说买玩具的事，知道再扯也没用，只好拿出日记本。朱德把两个孩子带进办公室，取出毛笔，在他们的日记本上写下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8 个大字。

一场买玩具的“风波”，这才被朱德化解了。事后，康克清笑着对朱德说：“这两个小孙孙啊，可把我为难死了。”

3、帅孟奇不为晚辈谋私利

帅孟奇，17年1月3日出生于汉寿县东乡陈家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党。1927年1月，汉寿县委成立，任县委委员，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后，任妇委秘书长。1949年3月，当选为全国妇联常委兼组织。同年7月调组织部工作，先后任干部处副和外交外贸处副、。

1950年，帅孟奇出差到长沙，家乡亲人已经10多年未见到她了，都赶来长沙来会面。弟媳孤女寡母，拉扯着5个孩子，生活过得很艰难，见在北京当官的姐姐回来了，心里暗自高兴。她盘算着，姐姐看在逝去的弟弟份上，应该会帮助她家，于是提出给大儿子在城里找份工作的想法。

帅孟奇看着弟媳那张过早苍老的脸，心里一阵难过。但弟媳提出的要求，她又感到还是有些为难。帅孟奇思考了一下，她很坚决地对弟媳说：“孩子工作的事要靠孩子自己去找，年轻人凭自己的能力去报学校或工厂都行，让我安排一个工作却不行。”然后，她又主动地提出，把刚满6岁的小侄女帅承朴带到北京抚养，以减轻弟媳的负担。

帅孟奇唯一的女儿被特务毒害了，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但她又有了更多的儿女。

许多烈士的子女都是她的孩子。这其中有：彭湃的独生子彭士禄，黄公略的女儿黄岁新，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李硕勋的儿子，任作民的儿子任湘、任楚，陆更夫的女儿黄曼曼以及陈赓将军的儿子陈知非等。她对待这些孩子比对待自己的亲生子女还要亲。

1958年，养女沪子患肺病，“妈妈”到处托人从买来德国进口药雷垂生给她治病，孩子在青岛养病时，她还经常去信，告诉沪子：“在春天里好好休息，以坚决的心情把病养好，争取早日返回工作岗位。”19年，任湘在内蒙古考察稀土资源，因肺病大口出血，当地医疗条件极差，无法治疗。帅孟奇得知后，立即吩咐将他送回北京，并预先联系好医院。一下火车，她亲自把他送往医院……每到周末和节日，孩子们都回到“妈妈”身边，帅孟奇经常自豪地说：“我这个没有孩子的家倒成了孩子最多的家了!”

1987年1月3日，是帅孟奇90岁生日。那天，她的“儿女们”和过去一样，不约而同地来向她庆贺。有的拿长寿面，有的拿自己烧的拿手菜，有的拿小纪念品，帅孟奇也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简朴而热闹的生日宴会，这些六七十岁的“老”小孩们，在妈妈面前变得更年轻了。妈妈脸上的皱纹，此刻也像花似地绽开。

1998年4月13日，帅孟奇在北京逝世，终年101岁。

4、李贞抚养了20多个烈士遗孤

1934年10月，红2军团与红6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军区。红6军团组织李贞被调任省军区组织，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兼代政委甘泗淇在与李贞共事的日子里，爱上了李贞。次年元旦，由任弼时主婚，李贞和甘泗淇在借来的一间老百姓的房子里，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结婚仪式。

长征时，鉴于李贞怀有身孕，组织上决定让她就地留下，但遭李贞拒绝。过草地时，李贞早产了。

大家都靠吃树皮、草根维持生命，甚至连这些也无从保障，孩子自然无法获得奶水与营养，还没走出草地，十几天后孩子便夭折了。而李贞也因此导致终生不育。

19年2月5日，刚过60岁的甘泗淇因积劳成疾，在办公室猝发心脏病，离开了相濡以沫30余年的李贞，离开了他们共同抚养的20多个烈士遗孤。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终身未育，但他们抚养了20多个烈士遗孤，把伟大的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孩子们。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后勤的陈希云，在生命垂危时对几个年幼的子女放心不下。李贞安慰他说：“你安心治病吧，家里的事我们这些老战友会帮助照顾好。”随后，她把陈希云的大女儿陈小妹接到家里，在李贞慈母般的关怀照顾下健康幸福地成长，后来她考上了院校，成为的技术骨干。

朱一普是苗族老红军朱早观的女儿。朱老病逝后，李贞把朱一普接到家里抚养。朱一普患胃病，李贞特地定了份牛奶，对她进行“特殊照顾”，鼓励她养好身体，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这些烈士的后代相聚在李贞家，每次吃饭都要摆上二三桌。星期天和节假日，李贞还抽空带孩子们去看电影，逛公园，大家庭里充满了温暖，其乐融融。

1990年3月11日，李贞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