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给农民工机会 ＞）文／丁凯 如果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农民外出打工挣钱看作滥觞， 无论是生活还是交往，农民工很少会与当地人发生联系， 那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现象，已经存在了３Ｏ年。在很多地 方，农民工为当地的经济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无可争 议地成为主要的要素来源和发展动力。但农民工还在“流 动”，还在“漂”，还在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即便在所属 社区，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当地人，还是 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他们还是一群遭到拒斥与疏离的边缘 人。 现在的流动农民工已经不同于２Ｏ世纪８０年代的一 批。他们更年轻，受过一定教育，没有务农经历，对土地与 农业感情淡薄，从小在大众传媒熏陶下树立了对城市的向 往，有的甚至出生在城市，这是一群新生代的人。但人群特 征的嬗变替换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处境。说遭到拒斥，是指 我们给了农民工进城的机会，却没有给农民工更多 的发展机会。而后者，才是城市化持续的动力 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处于边缘。～是与城市居民相比，他 们的就业仍然被局限在次级劳动力市场。这是一个就业不 稳定、收入低下、保障缺失的工作场所，在珠江三角洲的劳 动密集型企业中随处可见。而且随着这些企业的转型升 级，农民工除了忍受进一步的拒斥外，可供选择的机会越 来越少。二是农民工仍然被拒斥在城市居民所能享受的社 会福利和保障范围之外。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体 制已经破冰改革，但要消除涉及至０教育、住房、医疗、失业 等一系列差别性的制度安排，仍需要时日。因此，在欣喜地 看到，新～代农民工拥有比其父辈更多人力资本优势，更 能适应城市生活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与父辈相似的 边缘人困境。而且，随着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卷入越深，这种 困境的体验就越突出，由此造成的矛盾与冲突将会增多。 作为一群“没有过去的陌生人”，新一代农民工的生存 状态仍然无法抹去“疏离”的色彩。不管他们抱着什么目的 出来打工，当地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从电视、 报纸、网络看到的城市富裕闲适生活是那么的遥远，冷漠 与无望的生存压力才是实实在在的眼前图景。由于语言的 差异、生活方式的区隔以及缺乏共同的生活经历，他们与 当地居民之间总是保持一种冷漠与疏离的生存状态（杨善 华，２００４）。他们的过去处在当地社区的历史之外，他们的 现在同样无法和当地交集。在广东东莞调研时，笔者发现， 朋友玩伴都是同乡，遇到问题也是从同乡那里寻求帮助， 他们无法从当地找到归属，这里仅仅就是一个打工赚钱的 地方，～个随时可以离去的驿站，一个在今后的回忆中，除 了轻轻带过，不会再有其它想念的短暂节点。 拒斥与疏离的背后，是机会的缺失。这种机会，荦荦大 者，一是身份机会。农民工能否转变为市民，能否融入当地 社区，真正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二是职业机会。通过努力或 创业，农民工能否向上流动，获得相应的职业地位。三是生 活机会。外出打工能否给自己一种历练，一项培训Ｉ，一笔成 长的财富，一个自立的基础，进而为家人与自己今后的发 展提供保障。但这些机会对于新一代农民工渐行渐远。上 个世纪８Ｏ年代的农民还能唱着“在希望的田野上”，时下 的新一代农民工更多体验到的则是“无根”、“无助”。于是， 当“谦虚”不能带来进步，自己再刻苦再努力，都无法获得 资源和机会的时候，频繁地辞工和换工便成为新一代农民 工“用脚投票”表达内心愤懑的常用手段。这是一种对雇主 不能给予自己待遇与资源的，理由甚至千奇百怪：“不 爽”！“冲凉房里的蜘蛛网”！“工作时候没有周杰伦歌曲”！ 他们以此表达，希望藉此找到希望，但结果无法遂人 所愿。这种麻痹自己、逃避现实的短期行为陷入了“恶性循 环”。本来是想通过辞ＴｇＵ换工来表达对资源和机会的渴 求，但频繁的辞工和换工导致了更多的无望。于是，我们看 到，雇主与农民工“双输”，民工荒影响产业，产业升级转型 始终难以摆脱劳动力素质阴影。 上个世纪８０、９Ｏ年代，费孝通先生不遗余力地倡导 “小城镇”建设，鼓励“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现在看 来，效果令人遗憾。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给了农民工进 城的机会，却没有给农民工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后者，才是 城市化持续的动力。经过近２Ｏ年城市化浪潮的席卷，农民 工能否回得去，都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虽然在现在经 济紧缩或停滞时期，相当一部分人提前“放假”，选择回家， 但即便回到农村，很多人也不会回到农业和土地上，对于 那些没有接触土地的新一代农民工而言，结果更是如此。 考虑到这一点，城市化就犹如开弓之箭，断无回头之路。在 这个时候，考虑到现实的制约条件，并着眼长远，从现在做 起，从具备条件的事情做起，逐步解决农民工的机会问题， 就显得迫切而重要。嘎 （作者单位：广东省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