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５３ 敦煌训蒙文献研究述论 王金娥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２０） 摘要：敦煌遗书中训蒙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的办学形式（包括官学、私学、寺学）、训蒙教材、 教学内容等，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敦煌遗书中训蒙文献的研究可分为起步（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以前）、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兴盛（二十一世纪以来）三个阶段。 通过梳理和分析，可以归纳出各阶段敦煌训蒙文献研究的特点：第一阶段研究范围小，研究对象单 一，研究形式主要侧重对文献发掘、辑录和校勘。第二阶段则成果较丰硕，有跋文、有文献的校释、 有专题性质的论文，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第三阶段的研究在研究队伍、研究范围 和内容、成果上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关键词：敦煌写本训蒙文献蒙书研究述论 中图分类号：Ｋ８７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６２５２（２０１２）０２—０１５３—１２ １９００年敦煌遗书的发现，开启了世界敦煌学研究的历史，研究内容从文献写本的 校录、缀合，到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等等。同时也丰富了唐五代时 期的教育文献资料，尤其为我们研究敦煌的地方教育提供了诸多宝贵资料。 敦煌训蒙文献的研究，以１９１３年王国维为罗振玉刊布的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写 的跋文《唐写本（太公家教）跋》为发端，之后中国大陆、台湾、日本诸学者，开拓 了研究道路，丰富了研究内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研究成绩。如王国维、周一良、王重 民、陈祚龙、入矢义高、福井康顺、向达、周凤五、陈庆浩、高明士、郑阿财、朱凤 玉、高国藩、郭长城、李正宇、汪泛舟等前贤锐意开拓，做了很多工作。纵观敦煌训蒙 文献的研究历程，可以说研究道路艰辛，但成果丰硕。学者们的研究从写本介绍、文献 校勘、校注到各类写本的专题研究，还拓展到唐五代乃至宋代教育方面的研究，内容涉 及学校、蒙求类教材、教育体制等。特别是二十一世纪的敦煌训蒙文献研究，成绩斐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３—０４ 基金项目：２０１０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项目“敦煌文献视阈内的唐五代敦煌启蒙教育研究” （１ＯＸＪＣＺＨ００９） 作者简介：王金娥（１９７０一 ），女，甘肃定西人。２００９级博士研究生，甘肃联合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敦煌 文献研究以及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 ｌ５４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大部头的论著迭出，研究范围更加宽阔。我们认为对这些研究成果及时加以总结是必要 的，有利于我们了解前人成果，总结研究经验，查找研究的空白与不足，更有利于今后 的研究。 详细审视这些研究成果，根据学者及其研究成果的特点，我们将学者们对敦煌遗书 中训蒙文献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来述论： 一、起步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 １９１３年王国维发表了《唐写本＜太公家教）跋》①，该跋文确定了《太公家教》作 者的身份，对王明清《玉照新志》“世传《太公家教》，其书极浅陋鄙俚”的观点进行 了驳论，认为该书“犹引周汉以来事，当是有唐村落间老校书为之。”该文的出现，对 敦煌训蒙文献的研究具有启发、开拓作用。之后激发敦煌界学者对敦煌训蒙文献的研究 热情，首先是《太公家教》的研究有了初步的成果。太田晶二郎②、日本人矢义高③、 王重民④、苏桦⑤等或校释、或考证、或介绍，对敦煌本《太公家教》进行探索性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王重民《太公家教考》介绍了作者在罗振玉处所见《太公家 教》，探讨了《太公家教》的形制、性质、作者、流布情况。但未详记英、法及私人所 藏该卷子的卷号及残缺情况。虽如是，但仍然是这一时期《太公家教》研究的代表性 成果。其次是对《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俗务要名林》、《古贤集》、《百 行章》的初步考察。陈祚龙于１９６３年发表《敦煌写本（新集严父教）校释》⑥、１９７５ 年发表《关于敦煌古抄李唐＜崔氏夫人训女文）——云楼杂简之一》⑦，较早地对敦煌 写本《新集严父教》和《崔氏夫人训女文》等写卷做了介绍、校勘和初步研究；日本 学者庆谷寿信从写本、音韵等方面对《俗务要名林》做了探究⑧；台湾的方师铎通过与 明刻行书本《碎金》比勘，对敦煌写本《字宝碎金》进行了研究⑨；陈庆浩在陈祚龙 校录本基础上，以各种写本参校，对各写卷及其抄写年代做了介绍，对《古贤集》重 ①王国维《唐写本（太公家教）跋》，收入氏著《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４册，第１０１２ —１０１４页。 ②［日］太田晶二郎《太公家教》，《日本学士院纪要》第７卷第６号，１９４９年，第２３—３２页。 ③［日］人矢义高《＜太公家教）校释》，收入《福井博士颂寿记念东洋思想论集》，１９６０年，第３１—６０页。 ④王重民《太公家教考》，《周叔锼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香港：龙门书店，１９５０年，第６９—７６页。 ⑤苏桦《太公家教——我国的古典儿童读物之三》，《国语日报儿童文学周刊》１９７７年６月２６日。 ⑥陈祚龙《敦煌写本（新集严父教）校释》，《中国中世文学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３３—４４页。 ⑦陈祚龙《关于敦煌古抄李唐（崔氏夫人训女文）一云楼杂简之一》，《东方杂志》第９期，１９７５年，第６８ —７４页 ⑧庆谷寿信于１９７６年３月在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发表《敦煌出士（俗务要名林）》（资料篇）《俗务 要名林》，又于１９７８年２月发表《（俗务要名林）反切声韵考》，这可能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研究敦煌本 《俗务要名林》的文章。 ⑨方师铎《明刻行书本（碎金）与敦煌唐写本（字宝碎金）残卷之关系——（蒙书）研究之一》，《东海学 报》第６期，１９６４年，第】一ｌ７页。 敦煌训蒙文献研究述论 １５５ 新校注，完成《古贤集校注》①；林聪明对敦煌本《百行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完成硕士论文《杜正伦及其（百行章）》。 这一阶段的敦煌训蒙文献研究，由于材料较少，敦煌训蒙文献的研究处于起步阶 段，主要研究者在台湾、日本。中国大陆研究者较少，研究时代主要在２０世纪６Ｏ年代 以前，研究成果也廖若星辰。本阶段的特点是研究范围小，研究对象较单一，主要集中 在《太公家教》的研究上。这一阶段研究者的研究形式主要侧重于对文献的介绍、辑 录和校勘，如王重民《太公家教考》；陈祚龙《敦煌写本（新集严父教）校释》；苏桦 《太公家教——我国的古典儿童读物之三》；陈庆浩《古贤集校注》等。总体上看，还 没有对敦煌训蒙文献展开大规模的、更深入的研究。 二、发展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 八十年代以后，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化，使得流散到海外的敦煌学资料或制成微缩胶 卷，或影印成书，这些资料进入国内研究界。可使用的研究材料越来越多，研究队伍不 断壮大，研究的范围也逐渐扩展，研究内容日渐丰富。我们之所以以１９８０年为研究分 界，是因为这一年罗宗涛发表了《从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看启蒙教育》②，这篇文章的发 表，表明敦煌训蒙文献的研究从介绍、辑录、校勘、跋文发展到对教育方式、教育内容 等理论问题观照和讨论。下面就本阶段的研究成果及其特色从几个方面分析说明： 第一，研究成果内容丰富是本阶段敦煌训蒙文献研究的第一大特色。据不完全统 计，这一时期相关的研究论文达百余篇，成果内容较第一阶段更加丰富。本阶段的研究 成果有几种情况： 一是撰写跋文。王重民撰有《敦煌写本跋》③，其中《碎金残卷跋》和《辩才家教 跋》是训蒙文献的跋文，对这两种文献写卷及相关问题做了介绍；王重民还撰有《跋 （太公家教）》，介绍了《太公家教》的性质，认为“是书为唐末五代时蒙童课本，曾 普遍流行一时，故敦煌写本甚多，然无一佳者。”④文章认为王国维所引《辍耕录》卷 二十五所载金人院本名目中的《太公家教》并不是真正的“院本”，而是《千字文》 一类的书；还认为《元史・艺文志》中的女真字《大公书》当为《太公家教》，认为 女真本的《太公家教》通行于满洲，而汉文本则仍在中原流行；文章末尾罗列了敦煌 ①陈庆浩《古贤集校注》，《敦煌学》第３辑，１９７６年，第６３—１０２页。 ②罗宗涛《从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看启蒙教育》，《孔盂月刊》第１８期，１９８０年。 ③１９８２年刘修业将王重民遗稿整理并发表了《敦煌写本跋》（共有四篇，包括《敦煌本文选残卷跋》、《唐 人选唐诗残卷跋》、《碎金残卷跋》、《辩才家教跋》），见《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年，第１—５页。 ④王重民《跋（太公家教）》，收入氏著《敦煌遗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又收入郑学檬、 郑炳林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献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册，第２７９—２８１ 页。 １５６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所出的各种古写本《太公家教》的存藏及卷号。还有邓文宽《跋敦煌写本（百行 章）》①、王利器《跋敦煌写本（上大夫）残卷》②、唐长孺的《跋吐鲁番所出（千字 文）》③等。这些跋文对敦煌写本《百行章》、《上大夫》、《千字文》等文献的写卷、内 容等情况做了介绍。 二是文献的校录、校释。代表性成果有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该书网罗敦 煌写本２８种，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王梵志诗》进行了全面校勘。潘重规对该书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此书“诗中口语俚词和佛教用语也加了注释，用力既勤，收获也 富，是近年研究王梵志诗较为杰出的一部著作”⑤。这方面的成果还有项楚的专著《王 梵志诗校注》⑥，该书收集了当时能见到的王梵志诗歌，前言部分讨论了《王梵志诗》 的作者、内容、性质等问题，正文分五卷对《王梵志诗》做了校注，“校注”部分又分 为三部分：一是“校”，结合不同卷号、《王梵志诗校辑》、相关的敦煌文献等进行细致 地校勘；二是“注”，主要结合其他文献对一些语词训释；三是“按语”，对有些诗、 诗句内容加按语，提出自己的看法。本书是继《王梵志诗校辑》之后的又一力作。其 次还有邓文宽的《敦煌写本（百行章）校释》⑦，这是敦煌本《百行章》比较早的注释 本，对《百行章》做了全面而详细的校释；郭长城《敦煌写本（兔园策府）佚注 补》⑧，根据敦煌写本Ｓ．１０８６《兔园策府》的原注体例对敦煌写本《兔园策府》进行了 补注。郑阿财《敦煌写本（新集文词九经抄＞校录》依据Ｐ．２５５７、Ｐ．３６２１、Ｐ．２５９８写 卷为底本，校以Ｓ．５７５４、Ｐ．４９７１，并参校Ｐ．２６１２《文词教林》（卷上）残卷及Ｐ．３９９０、 Ｐ．３３６８、Ｐ．３１６９、Ｐ．３４６９、Ｐ．３５１５等５个类似《文词九经抄》之写本，对王重民《敦 煌古籍叙录》中的介绍进行了正误和补足。 三是专题研究论文。 首先是对《太公家教》的研究，主要有罗宗涛《从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看启蒙教 育》，以敦煌文献本身来观照启蒙教育，从对文献本体的梳理进入纵深的观照社会的理 论研究，在研究理念上具有开拓之功。高国藩《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初探》⑨介绍 了《太公家教》的写本情况，认为该书唐后期在甘肃（特别是在敦煌地区）曾广为流 ①邓文宽《跋敦煌写本（百行章＞》，收入《１９８３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下”，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下册，第９０—１０７页。 ②③④⑤王利器《跋敦煌写本（上大夫＞残卷》，《文献》】９８７年３期，第】７５—１７９页。 唐长孺《跋吐鲁番所出（千字文＞》，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１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１—９页。 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 潘重规《王梵志诗校辑读后记》，《敦煌学》第９辑，１９８５年，第１５—３８页。 ⑥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该书后经项楚增订，将过去未曾利用的俄藏文 献列入校本，对正文和附录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具体见《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⑦⑧⑨邓文宽《敦煌写本（百行章）校释》，《敦煌研究》１９８５年２期，第７１—９８页。 郭长城《敦煌写本（兔园策府＞佚注补》，《敦煌学》第９辑，１９８５年，第８３—１０６页。 高国藩《敦煌写木（太公家教）初探》，《敦煌学辑刊》１９８４年第１期，第６４—７７页。 敦煌训蒙文献研究述论 １５７ 传，因为“是民问谚语，文字粗俗，为当时文人所鄙夷，故只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 作者还考证出该书的写作时代是在安史之乱之后，认为“单纯把《太公家教》看作是 一个童蒙读本是片面的，它不仅是唐以前民间谚语的汇集，而且，几乎可以说它是我国 民间谚语的精华”，并总结出其特点。作者还以罗振玉藏本为底本，参照其他３５个写 本进行整理，校录出一个全本附在文章后面，这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另有周凤五 《＜太公家教）研究》①、《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含武王家教）校勘记》②、《敦煌写本 ＜太公家教）研究》③、《太公家教重探》④等。《＜太公家教）研究》一文分析了《太公 家教》的写卷及内容，结合王国维《唐写本太公家教跋》和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 关于“太公”的论述，进一步探讨了《太公家教》的得名问题，认为《太公家教》的 得名是由原本书中周武王与姜太公而来，认为“太公”是书中的主人翁，所以书名冠 以“太公”。《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一书还对《武王家教》做了研究，第四章 《＜武王家教）研究》中，认为《武王家教》所见太公、武王问答的形式与两汉以来 《太公书》的基本形式一致。还有朱凤玉《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⑤，汪泛舟 《＜太公家教）考》、《（太公家教）考补》、《（太公家教）别考》⑥，胡同庆《（太公家 教）与（增广贤文）之比较》⑦，戴密微撰，廖伯源、朱凤玉合译《（王梵志诗附太公 家教）引言》等从《太公家教》写本概况、内容、性质等不同角度对《太公家教》进 行考证、研究，都是这一阶段《太公家教》重要的研究成果。可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的研究，仍然以《太公家教》的研究为主线，尤其是台湾学者的研究，这一特点更为 明显。 其次是对其他训蒙文献的专门研究，主要有郑阿财对《崔氏夫人训女文》⑧、《新集 文词九经抄》⑨等写本的研究，朱凤玉对《新集严父教》⑩和《碎金》⑩的研究，这些 ①周凤五《太公家教研究》，《古典文学》第６期，１９８４年，第３１７—３５１页。 ②周凤五《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含武王家教）校勘记》，收人《郑因百先生八十寿庆文史论文集》，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５１３—５５８页。 ③周风五《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台北：明文书局，１９８６年。 ④周凤五《太公家教重探》，《汉学研究》第４卷第２期，１９８６年，第３５５—３７７页。 ⑤朱凤玉《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汉学研究》第４卷第２期，１９８６年，第３８９—４０８页。 ⑥汪泛舟先后发表系列论文《（太公家教）考》（《敦煌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４８～５５页）、《（太公家教） 考补》（《兰州学刊》１９８６年６期）、《（太公家教）别考》（收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编纂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４０—２４７页），对敦煌本《太公家教》从写 卷、内容等方面比较全面地进行了考论。 ⑦胡同庆《（太公家教）与（增广贤文）之比较》《敦煌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２期，第５１—５７页。 ⑧郑阿财《敦煌写本（崔氏夫人训女文）研究》，《中兴大学法商学报》第１９期，１９８４年，第３１９—３３５页。 ⑨郑阿财《敦煌写本＜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汉学研究》第４卷第２期，１９８６年，第２７１—２９０页。 ⑩朱凤玉《敦煌通俗读物（新集严父教）研究》，《木铎》ｌ１，１９８７年，第３０７—３２０页。 ⑧朱风玉先后有《敦煌写本碎金系字数初探》（１９９１年）、《敦煌写本（碎金）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论敦煌本（碎金）与唐五代词汇》（１９９６年）、《论敦煌本《碎金》在词汇学上的意义》 （１９９６年）、《论敦煌写本（碎金）对解读敦煌俗文学的意义》（《敦煌文学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发表或出版。 １５８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研究成果也集中反映在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中，下文论及。郭长城以 《兔园策府》作为研究对象，完成学位论文《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研究》。汪泛舟 《（开蒙要训）初探》①考察了《开蒙要训》的写本、内容等。韩建瓴《敦煌写本（古 贤集）研究》②，是本阶段中国大陆学者中比较突出的专门研究《古贤集》的论文。该 文回溯了敦煌本《古贤集》的研究史和研究中的贡献、影响与不足，进而介绍了《古 贤集》的抄卷情况，并对《古贤集》全文进行适录，分析了《古贤集》的抄卷与创作 时间，认为该诗可能创作于盛唐后期至中唐前期。讨论了《古贤集》的性质与体制， 认为《古贤集》的确有蒙书的性质，也具有“养蒙训俗”的作用，但《古贤集》在体 制上又不同于唐代及以前的蒙书，是以七言古风的形式创作的，因而可断定这是一首文 人创作的七言古诗。该文还讨论了《古贤集》的内容及其与敦煌文学、唐代蒙学的关 系，认为这首七言古体诗歌应该是在当时的科举制度、蒙学教育和文学创作的共同影响 下产生的一篇杰作。最后对陈庆浩《古贤集校注》做了补正。该文是目前关于敦煌本 《古贤集》研究较为全面的研究成果。 第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敦煌训蒙文 献的研究以《太公家教》为主，九十年代以后，敦煌其它训蒙文献的研究范围被不断 拓展。研究所涉及的敦煌训蒙文献由第一阶段的八九种扩展到近二十种，涵盖了大部分 敦煌训蒙文献。这主要表现在除了对《太公家教》、《千字文》、《百行章》、《俗务要名 林》等文献的继续研究外，还涉及《开蒙要训》、《兔园策府》、《新集文词九经抄》、 《崔氏夫人训女文》、《孔子备问书》、《辩才家教》、《武王家教》、《古贤集》、《王梵志 诗》（一卷本）、《新集严父教》、《上大夫》、《碎金》等文献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扩展到对唐宋时代教育、学校和教材等方面。据高明士考证，敦 煌训蒙文献的研究中，最早用敦煌文献探讨敦煌教育的是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早在 １９４２年发表《唐抄本杂抄考——唐代庶民教育史研究 一资料》，“由庶民教育的观点 分析《杂抄》的价值，尤其在《杂抄》所见诸教材以及从事抄写工作的学生、学士、 学郎、学仕郎等名称，可反映敦煌庶民教育的一斑。”③之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学者 相继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 李正宇《唐宋时期敦煌的学校》④认为敦煌设立学校是从西汉设郡以后开始的，回 溯了唐代敦煌学校的历史，并将唐代敦煌的学校历史分为初、盛唐时期、吐蕃占领时 期、归义军时期，讨论了各个时期的敦煌学校情况。将初盛唐时期的学校分为州学、州 ①②③汪泛舟《＜开蒙要训）初探》，收入汪泛舟编著《敦煌古代儿童课本》，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第５Ｏ一６５页。 韩建瓴《敦煌写本（古贤集）研究》，收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编纂《敦煌语言文学研究》， 第１５０—１７６页。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汉学研究》第４卷第２期，１９８６年，第２３１页。 ④李正宁《唐宋时期敦煌的学校》，《敦煌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３９－４７页。 敦煌训蒙文献研究述论 １５９ 医学、道学、县学和义学五类，并通过相关文献来佐证；该文认为吐蕃占领时期仅有寺 院学校存在；而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学校有了很大发展，既有官学（包括州学、州阴阳 学、县学、伎术院学）、义学（包括乡里坊巷之学和私人学墅），也有寺学。认为唐宋 时期敦煌的学校是敦煌文化史、教育史的一个侧面，也是敦煌史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①，在李正宇研究基础上，又补充了研究资料，将敦煌 卷子《沙洲图经》作为第一手研究证据，从官学、私学、教材与学习过程、教育思想 四个方面对唐代敦煌的教育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将敦煌的官学分盛唐、吐蕃、晚唐三 个时期，分别讨论了三个时期敦煌官学的设置情况，也反映出三个时期官学设置的异 同。将敦煌的私学分为家学、义学和寺学三种形态，认为敦煌私学的实际贡献超过了官 学，私学承担了启蒙教育与中等教育的任务。尤其是论述到寺学时，还辨析了敦煌寺学 中师生的身份。作者通过对教材和学习过程的考察，认为这些教材表明寺学偏重《孝 经》，私学以外之学馆则偏重《论语》、《太公家教》等，而有关礼仪常识，则官学、私 学均重视。还探讨了敦煌遗书中官、私学的其他教材。最后讨论了教育思想，认为敦煌 一地的教育，与内地一样，其宗旨不外是教孝、教忠，“成圣思想在敦煌格外鲜明。” 认为“中唐以后的敦煌，其教育思想已较传统更急进，且更强烈地自我肯定，实是此 一时期的特殊性。” 郑阿财《敦煌蒙书析论》②则深入探讨了敦煌遗书中的训蒙教材，将所见敦煌蒙书 写卷逐一考察，写成叙录。该文将敦煌蒙书分为识字类蒙书、知识类蒙书、思想类蒙书 等。并分析了敦煌蒙书所具有的如下主要特质：显现中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胡汉交融 的文化特色，敦煌蒙书大多编者无考、史志不录、后世罕传，常用蒙书有合抄的情形， 且多为寺院学仕郎所抄。该文考镜蒙书发展源流，认为敦煌蒙书有着很重要的研究价 值，有进一步探研的必要。 本阶段的研究总体而言，从研究成果来看，研究的内容有所丰富，范围有所扩展， 队伍有所壮大，敦煌训蒙文献的研究主阵地似乎依然在台湾地区。 三、兴盛阶段（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的这十余年，就敦煌训蒙文献的研究而言，应该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研究者、研究的内容、范围都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这首先表现在研究者的多元化上，这 一阶段，研究者既有日本学者，也有中国学者，且海峡两岸的研究相映成趣；更有一些 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将敦煌训蒙文献作为学位论文课题。这些年轻学人的加入，为 ①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第２３１—２７０页。 ②郑阿财《敦煌蒙书析论》，收入（Ｉｇ－－Ｎ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１９９１年，第 ２儿一２３４贞 １ ６Ｏ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敦煌训蒙文献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现仅就中国大陆硕、博士学位论文中有关敦煌训 蒙文献研究综述如下： 早在１９９８年，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顾大勇在郑炳林教授指导下，完成硕士学位论 文《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学校和教育》，通过对敦煌文书的研究，致力于归义军时期敦煌 的学校制度和教育内容的考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本勾勒出了归义军统治时期敦 煌学校教育的轮廓，揭示了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学校和教育的实际价值和历史意义。这也 是我国比较早地以敦煌训蒙文献及其所反映的敦煌教育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０年以后，借助敦煌文献研究敦煌的学校及教育的博硕士学位论文逐渐增加。 就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而言，主要有：２００６年，南京师范大学赵楠完成博士学位论文 《唐代的教育和教育诗》①，第二章“唐代的教育历程”第三节“唐代的庶民教育”论 述了庶民教育的内容，依据郑阿财分类法，对“识字类”、“知识类”、“道德类”蒙书 进行分析，认为蒙书最佳的分类依据是其体例，并按体例将敦煌蒙书分为“格谚体” （以《新集文词九经抄》、《太公家教为》代表）、“问答体”（如《武王家教》、《辩才 家教》）、“诗歌体”（包括《王梵志诗》、《夫子劝世诗》、《崔氏夫人训女文》、《新集 严父教》等）。总结了庶民教育读物的“通俗性”、“综合性”、“实用性”特点，还简 单考察了敦煌抄卷中的学郎诗。第三章“唐代教育诗（一）：训蒙诗”中，“历史训蒙 诗”一节重点介绍了敦煌本《古贤集》、《读史编年诗》的性质、内容以及研究成果， 认为这两首诗都是“训蒙诗”。这部论文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敦煌教育的，但其中涉及敦 煌教育的蒙书分类观点值得我们关注。 ２００７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韩锋博士学位论文《敦煌本儒家文献研究》②对敦 煌本儒家文献从整体上梳理、研究，对儒学在敦煌地区的传播，敦煌本儒家文献的来 源、分类及其史料价值进行了探讨，将儒家文献分为经典类、历史类、蒙训类和杂著 类。“敦煌本主要儒家蒙训文献研究”一章，将这些文献分为“启蒙类文献”（包括 《千字文》、《开蒙要训》、《百行章》、《孔子相托相问书》、《新集文词九经抄》和《王 梵志诗》）和“家训类文献”（包括《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 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并对各类训蒙文献的研究成果及价值做了详细探究， 对蒙书的分类自成一说。 ２００８年，浙江大学张新朋的博士学位论文《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③上编 以敦煌写本《开蒙要训》为研究对象，从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教育状况人手，探讨 了《开蒙要训》产生的时代背景，考查了其作者、内容及研究价值。认定敦煌文献中 《开蒙要训》写卷达７９件，并把３４件残片缀合为８卷，对这些写卷逐一叙录。在此基 ①赵楠《唐代的教育和教育诗》，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６年。 ②韩锋《敦煌本儒家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７年。 ③张新朋《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年。 敦煌训蒙文献研究述论 １６１ 础上，对其中的异文系统梳理，并对这些异文的类型、产生原因及价值进行了初步探 讨。下编则对敦煌本《开蒙要训》进行了详细校注。 ２０１０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祁晓庆的博士学位论文《敦煌归义军时期的社会 教育研究》①是探讨敦煌社会教育的专论。论文首先介绍了归义军时期社会教育的载 体：敦煌蒙学读物、讲唱文学作品，对归义军时期音乐活动与社会教育、农业与手工业 教育与传承进行了讨论，进而考察了社会基层组织“社”的社会教化意蕴，着重对敦 煌特殊的私人结社组织所具有的对广大下层民众的教育与教化功能作进一步的探讨，还 以粟特居民为例，考察了晚唐五代少数民族居民私人结社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认为 这些少数民族居民汉化程度很高，在结社方面与汉族居民结社无异。 有些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也以敦煌文献中的教育为主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 几篇：２００１年，华中师范大学梅蕾的硕士学位论文《隋唐童蒙教育文献研究》②，上篇 是隋唐童蒙教育文献源流的考述，主要介绍了隋唐以前创作、仍流行于隋唐时期的童蒙 教育文献《孝经》、《三苍》、《凡将》、《千字文》和隋唐时创作的童蒙文献《开蒙要 训》、《蒙求》、《太公家教》、《兔园策府》等。下编则对隋唐童蒙文献的内容做了初步 分析。 ２００６年，中央民族大学黄金东的硕士学位论文《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童蒙教育研 究》③先对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童蒙教材进行了研究，对“童蒙教材”这一概念作了界 定，回溯了我国古代童蒙教材的发展概况，参照汪泛舟研究结果，将敦煌童蒙教材分为 “识字类”、“知识类”和“思想道德类”，认为敦煌蒙书具有“普遍性与地方性”、“内 容与思想的广泛性”、“体例的多样性”、“重视诗文教育”、“雅俗兼备”等特色，还简 单探讨了唐五代时期敦煌的蒙童教育状况及其作用。 ２００６年，西北师范大学张永萍的硕士学位论文《唐五代宋初敦煌教育初探》④主 要回溯了先唐时期敦煌的教育，分阶段介绍了唐五代宋初敦煌教育的发展概况。论文从 现有敦煌文献辑录出关于敦煌官学和私学的材料加以分析，将寺学作为重点进行评述， 还对敦煌文献中的教材及其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特点做了初步总结。尤其是对敦煌地区 实科教育教材（包括医学教材、算学教材、天文历法教材、童蒙教育教材等）的讨论， 是本文的一个亮点。 其次，这种“多元化”特点还表现在研究范围及内容的进一步拓展上。这十余年 里，更多研究者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有涉及妇女教育的，如朱凤玉《敦煌蒙书中 的妇女教育》⑤，通过对《崔氏夫人训女文》等敦煌蒙书的解读，讨论了当时的妇女教 ①祁晓庆《敦煌归义军时期的社会教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年。 ②梅蕾《隋唐童蒙教育文献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１年。 ③黄金东《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童蒙教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６年。 ④张永萍《唐五代宋初敦煌教育初探》，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６年。 ⑤朱凤玉《敦煌蒙书中的妇女教育》，《中国传统妇女与家庭教育》，台北・师大书苑，２００５年，３７—５８页。 １６２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育问题；有研究儿童教材的，如汪泛舟《敦煌古代儿童课本》，郑阿财《敦煌通俗读物 中的自然科学教育——以（孔子备问书）为例》①等，分别对敦煌所出启蒙教材做了研 究。 再次，研究形式、学科门类上也体现出多元化。从形式上讲有总论的、有专题研究 的。总论性质的如郑阿财《敦煌童蒙读物的分类与总说》②、郑阿财、朱凤玉编著的 《敦煌蒙书研究》③、郑阿财《敦煌蒙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④、郑阿财、朱凤玉编著 《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⑤等；专题性质的如汪泛舟编著的《敦煌古代儿童课 本》、朱凤玉《敦煌写本（开蒙要训）与台湾（四言杂字）》⑥、《敦煌写本（大夫）研 究》⑦；郑炳林、徐晓丽《俄藏敦煌文献（新集文词九经抄＞写本缀合与研究》⑧等。 学科门类上有研究语言的，包括研究词汇的、研究西北方音的；也有研究教育现象的。 专著的出现是这一阶段的又一特点。这一阶段不仅出现了数量可观的研究论文，还 出现了几部有代表性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郑阿财、朱凤玉所著《敦煌蒙书研 究》、《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汪泛舟《敦煌古代儿童课本》、伊藤美重子 《敦煌文书与教育》⑨等。下面逐一述论： 郑阿财、朱凤玉是台湾著名的敦煌学家，两位前辈在敦煌训蒙文献的的研究上，可 谓孜孜以求，成果卓著，所著《敦煌蒙书研究》也是敦煌训蒙文献研究的集大成者。 该书分五章，第一章对敦煌蒙书这一概念进行界定，阐述了蒙书的发展历史和敦煌蒙书 的认定与分类。并将敦煌蒙书分为敦煌写本“识字类蒙书”、“知识类蒙书”、“德行类 蒙书”三大类，各大类下面再分小类，如第二章“识字类蒙书”又分出“综合性识字 类蒙书”（包括《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百家姓》）、杂字类蒙书 （包括《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俗字类蒙书》（包括《碎金》、《自家碎 金》）和习字类蒙书（包括《上大夫》）。第三章“知识类蒙书”下又分出“综合知识 类蒙书”（包括《杂抄》、《孔子备问书》）、“历史类蒙书”（包括《蒙求》、《古贤集》） ①②③郑阿财《敦煌通俗读物中的自然科学教育——以（孔子备问书）为例》，（－－十一世纪敦煌文献研究回顾 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１９９９年，第２２—３３页。 郑阿财《敦煌童蒙读物的分类与总说》，收入《敦煌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０ —２０９页。 郑阿财、朱凤玉编著的《敦煌蒙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④⑤⑥郑阿财《敦煌蒙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敦煌吐鲁番研究》第７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第２５４—２７５页。 郑阿财、朱凤玉编著《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朱凤玉《敦煌写本（开蒙要训）与台湾（四言杂字）》，《中国俗文化研究》（１），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０—１２８ 页。 ⑦朱凤玉《敦煌写本（上大夫）研究》，收入《第五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高雄：丽文文化事业 公司，２０ｏ１年，第８７—１０３页。 ⑧郑炳林、徐晓丽《俄藏敦煌文献（新集文词九经抄）写本缀合与研究》，《兰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３ 期，第９—１９页。 ⑨［日］伊藤美重子《敦煌文书与教育》，东京：汲古书院，２００８年。 敦煌训蒙文献研究述论 ｌ６３ 和“习文知识类蒙书”（《兔园策府》）；第四章“德行类蒙书”下又分“一般类蒙书” （包括《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百行章》）、“家训类蒙书”（包括《太公家 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格言类蒙 书”（包括一卷本《王梵志诗》、《夫子劝世诗》）。第五章讨论了敦煌蒙书的特质与价 值，认为敦煌蒙书的整理与研究可以保存并丰富唐五代的童蒙教材，可资探讨我国传统 蒙书发展的源流，可以窥知唐五代敦煌地方教育与寺院教育的实况，敦煌蒙书的文献内 容也具有可资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考订遗籍与辑佚者、或可资探讨唐五代与敦煌地区 的文化风俗等多重价值。全书选取２５种蒙书，写作模式上先对各类蒙书进行总体介绍、 溯源，在对该蒙书写卷情况一一介绍、叙录、录文，然后说明各蒙书的性质、内容与流 传情况，分析精准得体，对前人的研究也有叙述和评价。这部著作提升了训蒙文献研究 的理论高度，是二十一世纪敦煌训蒙文献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也是后学者人敦 煌学尤其是敦煌训蒙之学的重要门径。 郑阿财、朱凤玉还著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该书则用生动而有趣的 语言，向人们介绍了“敦煌的学校教育”，内容涉及到“官学寺学的教育体系”、“童蒙 教材”、“双语教学”的课本、学郎的作业、考试、生活。这是一部知识普及性质的著 作，写得风趣而通俗易懂。 侧重于敦煌启蒙课本研究的专著，如汪泛舟编著的《敦煌古代儿童课本》。该书编 收并注解了《开蒙要训》、《百行章》、《太公家教》三种敦煌古代的儿童课本，对原作 进行了整理、校注和解疑，为后人的阅读扫除了障碍。 Ｅｌ本学者伊藤美重子《敦煌文书与教育》主要讨论了敦煌的学校与学生、敦煌的 学校教材、敦煌的学生生活、敦煌的规范教育（包括教材、士人教育、庶民教育、教 育类书、书仪等），比较全面地讨论了敦煌的教育。该书的出现，也是二十一世纪敦煌 学国际化、文化交流的成果。 此外，张弓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卷中“儒学”章中列有“蒙 书”一节，探讨了蒙书的著录与分类，引用余嘉锡《内阁大库本（碎金）跋》的观点， 认为蒙书在唐代已具字书、蒙求、格言三大门类；以李翰《蒙求》和《古贤集》为例 讨论了“蒙求体”的形成与流衍；还探究了“格言体”的创立与“家教类”蒙书之兴 盛，认为“家训类”作品在唐宋时期尚无固定类目，归属于史部、子部的不同子目， 其中以儒家类收录最多，及至四库馆臣才将其归入杂家类，然多数家训著作亡佚不存， 而敦煌出现的《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 女文》等家训类著作，在导引蒙学自身形式多样化发展的同时，也对社会上的家训著 作向蒙学方向的靠近起到了推进作用。还讨论了《太公家教》、《新集严父教》和《崔 氏夫人训女文》的性质、内容及其在蒙书中的地位。不过，该书又将“类书的发展与 １６４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书抄”列于“蒙书”一节下，这可能是因为作者认为“类书之有蒙书之性质”①的缘 故。 纵观这三个阶段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起步阶段），敦煌训蒙文献的 研究主要以校勘、跋文为主，和敦煌学总的趋势一样，只有少数敦煌学的先驱进行研 究，中国大陆的研究者更是寥若星辰，在艰苦的岁月中，缺少文献资料的情况下焚膏继 晷，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为后学者开启了研究门径的同时，还培养了一 批又一批的敦煌学研究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至今，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敦煌学” 整体研究形势走强，研究范围及内容都有所拓展，形式上也多种多样，成果繁硕，除了 研究论文外，还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专著，中国大陆年轻学者的加入以及对敦煌训蒙文献 的重视，使得海峡两岸的研究遥相呼应，再加之日本等国敦煌学者的研究，使敦煌训蒙 文献的研究异彩纷呈，这也是国际文化交流、敦煌学繁荣的见证。同时，详审这些研究 成果，我们发现这些研究成果中涉及敦煌地方教育特别是敦煌民间教育，或者说比较系 统地通过敦煌遗书观照敦煌地方教育史（尤其是民间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较少， 用新的学科理论研究敦煌训蒙文献的成果更少。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此，我们认 为在这些方面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并希望做一些努力。 ①张弓《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７页。
